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政策链相互交织、相互支撑。推动未来产业的生产力变革潜力，需要以产业链为核心，协同配置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通过各链之间的融通互促来实现创新生态系统的效益最大化目标。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指出，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探索多元技术路线、典型应用场景、可行商业模式、市场监管规则。未来产业本质上是下一代生产力范式的核心载体，在当前处于孕育萌发阶段，但在未来将引领生产力变革的新兴产业，将引发劳动空间、劳动对象、劳动工具、劳动主体四大生产力要素的系统性重塑。

一、未来产业推动生产力变革的“四要素”机理分析

（一）劳动空间：“空-地-海-数”的空间耦合

随着探索开发“深空、深海、深地、深蓝”的未来产业技术发展，人类可触达的空间边界不断拓展，产业结构、社会形态也会随之改变。

第一，物理空间的极大延展。智能技术有利于突破在高压、黑暗与极端环境下的环境感知、自主导航、通信等问题，从而能大幅提升人们对于空天、深海、极地等空间的开发利用效率。这意味着人类生产生活的可能性边界将得以大大拓展，例如空天技术推动城市从地面平面逻辑上升到立体空天逻辑，这种变化将重塑未来城市的形态和运行方式。

第二，虚实空间的深度融合。随着数字模拟仿真技术对物理空间的映射更加精细、AI对社会环境的理解与分析更加精准、具身智能在真实环境的迁移与泛化能力不断提升，数字世界将逐渐实现对物理空间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精准模拟，并与物理空间实现更加紧密的交互演化，产业发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等各方面能力将在虚实互促中持续升级。

（二）劳动对象：向极宏观、极微观、极融合的拓展

由于劳动空间的变革，劳动对象亦将向“极微观”“极宏观”“极融合”等扩展，劳动对象范围将不断延展，其属性也将发生深刻转变。

第一，人类对劳动对象的利用不再局限于表面，而是需要对其微观结构和宏观系统进行深层次研究。如传统土木工程的劳动对象是砖头、瓦块，而未来生物工程的劳动对象则是细胞、基因、蛋白等，人们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和目标描绘“蓝图”，再针对性进行“备料”“施工”，最后“成型”得到重构或非天然的新生命系统。

第二，劳动对象将具有“数据－物质”的双重形态。未来产业发展将推动劳动对象从有形的现实载体向无形的数据信息转变，人们可基于物理空间实体物的数据而构建其在数字空间的“镜像空间模型”，并通过作用于其“数据”形态而反向改变优化其“实体”形态。

第三，劳动对象的“稀缺性”能被有效化解。如随着未来生物技术的发展，那些受自然稀缺性限制的资源，能够通过人工“合成”的方式实现低成本、规模化的生产。这意味着可以更加经济环保地生产原本造价高昂的药物、食品和健康产品，为解决人类发展面临的资源问题提供新的破题思路。

（三）劳动工具：非实体、自主性、系统性的转变

劳动工具通常指在生产过程中用来作用于劳动对象的物质资料，比如机器、设备等。人类劳动工具经历了从手工劳动工具到机械劳动工具的迭代，未来将进入到智能劳动工具的时代，其特征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劳动工具将从被动的“工具”转变为具有自主性和创造性的能动主体。智能化的生产工具越来越超越传统意义上的“工具”属性，不再仅仅是需要人施加作用才能发挥价值的被动对象物，而是更加具有自主性和创造性。

另一方面，人们使用劳动工具的方式将从“物理操作”向“数字模拟”方式转变。由于劳动工具的非物质化转变，其使用逻辑也将发生根本性转变，更多依赖以模拟择优代替实验验证、以虚拟预演代替物理试错。如通过智能化生产工具，能构建起设备、生产线、工厂的“数字孪生体”，实现产品研发、验证、装配、制造、服务等各个环节在赛博空间的快速迭代，实现生产效率的大幅提升。

（四）劳动主体：技术与人类构成“二元主体”

AI对人类劳动的胜任能力不断提升，传统的“体力－脑力”“低端－高端”等分析框架越来越难以适用。本研究将从“确定性－不确定性”“交互性－非交互性”角度来分析“人工”与“人类”的替代协同关系。如下表所示，越具有确定性、越具有非交互性的劳动越容易被智能技术替代。而那些需要高度不确定性、交互性的工作，则更加需要发挥人类的价值。

表1 “确定性－交互性”的智能技术替代逻辑

第一，确定性领域应该是指那些流程明确、规则清晰、结果可预测的劳动场景。由于AI可以在预设规则下比人类更加精确、更高强度、更长连续劳动时间地执行任务。但在不确定性领域，对于复杂环境的认知判断能力仍然是人类的“护城河”。尽管AlphaFold能够预测100万种物种的2亿多种蛋白质的结构，但仍然无法像科学家一样独立提出原创性科学假设。

第二，交互性领域主要是需要与他人互动、直接关系到他人重大利益的劳动场景。虽然AI在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等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仍难以完全“读懂人心”，如在处理语言歧义或隐喻时仍有困难，更难以模拟人类的同理心。此外，在直接关系到他人生命安全等的重大劳动场景，人们也无法放心直接交给技术来完成。

二、“十五五”时期未来产业推动生产力变革仍面临三重挑战

（一）“先发锁定性”下未来生产力制高点的角逐

如今，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处在实现重大突破的历史关口，未来产业发展事关生产力变革先机的抢占、事关国际竞争力的消长，是未来制陆权、制海权、制空权、制天权、制信息权、制智权角逐的赛点。我国布局未来产业发展既面临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也面临差距拉大的严峻挑战。

一方面，未来产业增长潜力大、带动效应广，一旦跨越过“爬坡过坎”的起步阶段后，能迅速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未来产业不仅能够带动相关配套技术和产业的发展，而且作为通用性技术能够广泛渗透至社会各个领域，产生全局性的引领带动与变革影响。

另一方面，未来产业也具有显著的“先发锁定性”，先行国家能够率先建立专利技术护城河、标准制定话语权、认证体系准入门槛、全产业链生态粘性等方面的“先发壁垒”，形成寡占性市场结构，后发国家追赶跨越难度极大，将会面临技术制裁、设备禁运、专利壁垒、供应链脱钩、投资限制、人才管制、生态排斥等诸多挑战。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发展未来产业“不进则退、慢进亦退”。

（二）未来“技术”成长为“产业”存在“死亡之谷”

“死亡之谷”（Valley of Death）这一概念用于描述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过程中，大量成果因难以跨越技术成熟度阈值而夭折的现象。

这背后主要存在着三个断点，一是研发与生产之间存在断点，科学家研发创新的出发点是理论驱动或学科驱动，旨在探索科学规律和解决理论命题，在科技项目立项和研发过程中较少考虑实践的需求，大量的科技成果变为沉睡的“陈果”。

二是技术到应用之间存在断点，未来产业的劳动工具将是“工具群”的概念，尽管单项技术领先，但是关联环节的缺失将会极大掣肘生产工具的可用性与易用性。如我国大模型应用尽管百花齐放，但缺乏高质量的中文语料库。

三是科学研究与产业化之间存在资金断点，一项新技术在科学研究阶段有政府科研资金的投入，而在后期产品经过市场化验证后也能得到大量社会资金的注入，但对于尚处于发展初期、处于概念验证阶段的技术项目却缺乏投资动力，导致未来技术产业化面临资源困境。

（三）未来产业新业态治理面临“科林格里奇困境”

“科林格里奇困境（Collingridge's Dilemma）”描述了技术发展与社会协调的难题，即技术在发展早期，其产生的后果很难预测，过早控制可能会遏制其创新发展。但当技术产生的后果足够明显之时，这时候才实施控制将可能为时晚矣。

一方面，未来产业引致的生产力变革具有二重性，“赋能”与“负能”效果同样巨大，如何实现发展与安全的协调是一大难题。例如随着未来网络技术的发展，我们进入“万物互联、虚实融通、泛在智能”的时代，那么更为多元的信息载体也会带来更多的风险敞口。由于智能技术工具的自主性的不断提升，其所产生的风险后果又将带来责任归属的困境。

另一方面，未来产业带来的生产力提升效应具有非均衡性，如何实现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协调是一大挑战。先进技术在不同群体扩散中具有显著的“接入沟”“使用沟”“知识沟”差异，如果不作干预，资源分配将产生“马太效应”。此外，技术进步对人类就业既有“创造效应”，也有“替代效应”，其结构性阵痛在于劳动者的转岗再就业难题，那些被替代的劳动者很可能并不能无缝衔接至新创造的工作中。

三、“十五五”时期以未来产业推动生产力变革的实践进路

新的生产力呼唤新的生产关系。“十五五”时期要结合经济社会科技发展等相关目标，紧扣技术革命带来生产力跃迁的发展规律，建立起与未来产业相适应的创新体系、产业体系、治理体系，以抢占未来生产力变革制高点。

（一）布局遴选、验证、孵化、推广的一体推进，推动未来“技术”向“产业”的有效转化

要让未来产业跨越成长中的“死亡之谷”，成为具有引领性的先导性支柱性产业，恰如培育一粒“种子”到一片“森林”，需要经历“选种”“育苗”“播种”“栽培”等长周期过程。

首先，未来产业要前瞻“选种”，遴选识别一批具有高潜力的赛道。需要构建“科学家+企业家+创投家”通力合作的机制，综合运用技术的先进性、适用性、就绪度与产业的成长性、外部性、带动性等标准，识别遴选并动态更新未来技术重点发展领域清单，发挥新型举国体制力量开展技术突围。

第二，未来产业需要精准“育种”，要改良优化“种子”性状，促进未来技术的有效转化落地。围绕未来产业细分行业，建设一批孵化科技成果的“育种实验室”，重点是建设一批服务于“从0到1”早期创新的概念验证中心，面向未来产业企业提供概念遴选识别、验证评估、价值分析、二次开发、中试熟化、投融资、创业孵化等服务，加速挖掘和释放前沿科技成果价值。

第三，未来产业需要高效“栽培”，要让实验室里的“新苗”技术能发展为走向广泛撒向自然环境的生产力。鼓励政府与国企央企、链主企业围绕未来城市、未来交通、未来工厂等主题开放场景机会，形成以应用场景为牵引、促进技术产品定型、市场需求挖掘、应用迭代升级的未来产业场景创新矩阵。

（二）促进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的紧密融合，构建促进创新“涌现”的产业生态

一是要围绕产业链强化创新链，营造开放式创新生态。需要打破创新资源的封闭壁垒，向社会广泛开放创新能力，促进未来产业成果雨后春笋般萌发。除了要强化传统的创新基础设施开放（如推进科研设施与仪器共享）之外，更要构建开放智能时代的创新基础设施，实现“数据普惠、算力泛在、算法开源”。

二是要围绕产业链建设资金链，实现科创与金融的双向奔赴。未来产业发展迫切需要构建敢于“投早、投小、投未来”的“耐心资本”，以长期投资价值为导向，不关注短期的波动与盈亏，为未来产业跨越科技成果转化的“死亡之谷”提供稳定持续的支持。

三是要围绕产业链配置人才链，建立适应未来产业发展需要的新型劳动者队伍。这既需要加快教育模式变革，通过产研融合、理技融合，培养大批高水平的科技领军人才和高技能人才，同时也需要推动技术普惠，大力提升全民数字素养、科学素养，提升劳动者就业创业能力。

（三）推动技术、伦理、制度的协同互构，实现“擅智”“善智”“善治”的治理统筹

技术发展虽无远弗届，但嵌入人类社会却应有边界。对于以智能技术为引领的未来产业发展，我们既要实现擅智，抢占技术先发优势；也要实现善智，引导技术向善；同时还要实现善治，建立适应新技术新业态的治理体系。

一是“分情景的治理”。加强伦理审查，采取分级分类的思路，对于不同情景与风险等级的技术课以不同的约束性要求。一方面“事前”划定技术的边界，区分“可为”“不可为”“限制为”的情形。另一方面，“事中事后”加强对前沿科学的动态评估与伦理审查，采取“识别危害阈值-定期评估检测－应用缓解措施”的应对思路。

二是“可控性的探索”。在严守安全底线的情况下，支持未来产业企业锐意创新。如可采取范围特定、风险可控的“沙盒监管”模式，在有限度的、可控的区域之内，为未来产业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商业模式提供宽松的试验环境。

（来源：《中国物价》2026年第4期转载，公众号发布时有删减；作者：关乐宁，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发展部助理研究员；胡拥军，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发展部未来产业（区块链技术与应用）处处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