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受金融危机影响，发达国家国际战略地位有所动摇，发展中国家亦面临多方挑战，我国在国际经济地位提高的同时经济发展也受到国内多方面制约。本文全面分析当前美国、欧洲、日本以及主要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环境，认为除美国外的发达经济体尚未完全摆脱危机影响，主要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亦承受较大压力。以此为背景本文探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资源环境、金融风险以及世界贸易集团化压力等问题，从而提出我国应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推动与周边国家合作等应对策略。

关键词：经济环境 产业结构 资源环境 金融风险 贸易集团化

 

我国经历了长时期的高速增长，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我国的经济发展也面临着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的不合理、资源和环境的制约、金融风险的加剧以及世界贸易集团化压力等问题。本文将全面分析后危机时期美国、欧洲、日本以及主要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并以此为背景探讨我国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有针对性的提出我国当前实现经济健康发展的相关建议。

一、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环境

（一）美国最早走出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后，为了恢复国内经济，美国推行了一系列扩张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措施主要包括2008年7月22日布什政府实施的住房和经济复苏法案（The Housing and Economic Recovery Act）、2008年10月3日实施的紧急经济稳定法案（The Emergency Economic Stabilization Act）、2009年2月17日奥巴马政府出台的美国经济复兴与再投资法案（The American Economy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以及2010年3月18日奥巴马签署的雇用激励以恢复就业法案（Hiring Incentives to Restore Employment Act）。这一系列的政策法案从救助金融机构、促进投资和就业几方面对美国经济进行调整（沈伟基和张文斌，2011）。另外，美国至今已出台三轮量化宽松（QE）的货币政策，增加对金融机构的贷款和金融市场的流动性，鼓励大额投资。自金融危机爆发至2012年11月，美国政府已发行两次主权债券，共16.4万亿美元。这些政策促进了美国危机后的经济回暖和失业率的下降。2010年，美国GDP增长率已由2009年的-2.80%恢复至2.51%，并在后续几年保持正值，同期的失业率也呈下降趋势。2014年10月底，美联储削减购买债券的规模并宣布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0-0.25%，自11月起停止购买债券，自此美国全面退出QE。

（二）欧洲经济增长仍然乏力

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欧洲主权债务问题逐渐显现。2009年12月，希腊政府公布其财政赤字及公共债务预计达GDP的12.7%和113%，已远超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所规定的3%和60%的上限。标准普尔、穆迪、惠誉三大信用评级机构随即下调希腊主权信用评级，由此导致欧债危机爆发。而与希腊并称为“欧猪国家（PIGS）”的葡萄牙、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债务问题也随信用链条的传导而逐渐爆发。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直到2010年5月欧盟援助希腊方案的出台才得到初步缓解，然而欧洲银行的私人债务问题依然严重（丁纯，2010）。2015年3月欧元区启动欧版量化宽松政策，每月采购600亿欧元资产。而欧版的QE能否终结通缩、推动经济增长仍有待于时间检验。

总体来讲，欧洲国家尚未脱离欧债危机的影响。如表1所示，欧盟国家的经济尚未完全恢复，GDP增长率显著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且2012、2013年德国、法国这欧盟两大经济体的GDP增速下降明显，欧洲经济增长整体依然乏力。而希腊放弃紧缩政策进而退出欧元区和英国通过公投退出欧盟成为未来欧洲经济增长的两大不确定因素。

表1  2005-2013年德国、法国、欧盟和世界的GDP增长率（单位：%）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德国	0.68	3.70	3.27	1.08	-5.15	4.01	3.33	0.69	0.43
法国	1.83	2.47	2.29	-0.08	-3.15	1.72	2.03	0.01	0.21
欧盟	2.19	3.38	3.20	0.36	-4.53	2.05	1.64	-0.37	0.10
世界	3.63	4.10	3.98	1.46	-2.09	4.07	2.83	2.38	2.20

数据来源：世界发展指标（WDI）

（三）日本经济正在徘徊

由于日本受经济危机、东日本大地震后复兴、外交与安全保障危机、教育危机以及政治危机等影响，在安倍晋三再次当选日本首相后，推出“安倍经济学”，旨在改变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走势和稳定政治局面，其内容主要包括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汇率政策方面的量化宽松以及长期的经济战略性增长措施（朱海燕，2013）。然而，“安倍经济学”的推出，虽然在短期对日本经济存在一定的促进作用，然而其亦有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的财政赤字状况，日元的快速贬值也有可能对邻国造成不利影响，同时产生日本物价水平上升等风险（易宪容，2013）。与此同时，消费税的提高影响了日本内需，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宽松政策的刺激作用。从目前情况看，“安倍经济学”并没有使日本经济状况得到根本性的改善。

（四）主要发展中国家面临挑战

发展中国家在危机中所受的冲击低于发达国家，但也呈现出明显的分化。以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这金砖五国为例，如表2所示，金融危机后，五国的GDP增长率均呈下降趋势，但除俄罗斯在09年的增长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外，其他四国的增长率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其中中国的增长率最高。从外汇角度看，受2014年10月美国QE退出影响，美元升值，发展中国家当前面临汇率贬值的压力与风险。

表2  2005-2013年金砖五国和世界的GDP增长率（单位：%）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巴西	3.16	3.96	6.10	5.17	-0.33	7.53	2.73	1.03	2.49
俄罗斯	6.38	8.15	8.54	5.25	-7.82	4.50	4.26	3.44	1.32
印度	9.28	9.26	9.80	3.89	8.48	10.26	6.64	4.74	5.02
中国	11.31	12.68	14.16	9.63	9.21	10.45	9.30	7.65	7.67
南非	5.28	5.60	5.55	3.62	-1.53	3.14	3.60	2.47	1.89
世界	3.63	4.10	3.98	1.46	-2.09	4.07	2.83	2.38	2.20

数据来源：世界发展指标（WDI）

随着美国页岩气等能源的开发，美国有望逐步实现能源独立，国际能源价格会随之走低，继而对世界能源格局产生冲击。石油出口国的收入会大幅减少，委内瑞拉、伊朗、俄罗斯等产油成本较高的国家承受较大压力。乌克兰危机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进行制裁，卢布大幅贬值，从而对新兴市场国家金融秩序产生冲击。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将通过外部需求、投资、资本流动等多种渠道，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影响。

二、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一）经济增长方式亟待转型

目前，我国的经济增长已进入“新常态”模式，GDP增长率已由2007年的14.2%下降至2014年的7.4%，随之而来的是失业率的逐渐上升。在这种背景下，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亟待转型。随着印度、菲律宾、越南等国家制造业发展的竞争压力增大，我国以劳动密集型为主体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持续下降。有研究表明，虽然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单位劳动力成本优势依然明显，但与亚洲新兴发展中国家相比，单位劳动力成本增速更高。2010年，我国制造业的单位劳动报酬已经超过了菲律宾、泰国、印尼、越南，单位劳动力成本也高于泰国、印尼（魏浩和郭也，2013）。同时，随着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资源的价格也在逐步走高。因此，我国制造业产品的低成本优势正逐渐丧失，经济增长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我国商品和服务的出口量年增长率已由2010年的27.7%下降至2013年的8.7%，出口量在GDP中所占比重也由2010年的26.2%下降至2014年的22.6%。

我国仅凭传统的低成本制造业出口的经济发展方式逐渐难以与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竞争，而发展资本密集型、科技创新产品的经济发展方式目前尚未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而美国、德国等国也纷纷推出了制造业振兴计划，意在提高出口竞争力。在面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竞争的双重压力下，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升级已十分必要。

（二）经济结构仍需优化，资源环境制约凸显

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以第二、三产业为主，第一产业占比10%左右，第三产业的占比呈逐年上升趋势，产业结构正处在逐步优化的过程当中。但如表3所示，我国服务业占GDP比重尚远低于日本、德国、美国的相应比重。

我国农业人口众多，但现代农业发展不足。同时，工业占比较大，在传统的钢铁、水泥以及新型的风电、多晶硅等行业均存在一定的产能过剩现象（王立国和张日旭，2010）。另外，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已达60%左右，能源的对外依赖程度过高，体现出资源和能源已成为制约我国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此外，我国能源利用率相对较低，如表3所示，我国单位能耗的GDP产出与日本、德国、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尚存一定差距。

表3  2013年中国、日本、德国、美国的三大产业占GDP比重及2011年单位能耗GDP产出

	第一产业占比（%）	第二产业占比（%）	第三产业占比（%）	单位能耗GDP产出（美元）
中国	9.4	43.7	46.9	5.1
日本	1.2	26.2	72.6	9.5
德国	0.9	30.7	68.4	11.0
美国	1.4	20.5	78.1	7.1

数据来源：世界发展指标（WDI）

我国于2010年3月正式批准《哥本哈根协议》后，于2014年11月和美国共同发布《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首次就能源和环境问题正式做出承诺，计划在2030年左右将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且到2030年将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提高到20%左右。此次联合声明的提出，又一次加大了我国节能减排的压力，让资源能源因素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成为更加重要的考量因素。

（三）经济运行中的金融风险加大

随着我国经济和金融系统的运行，一些新型的金融机构和产品不断出现，加大了金融系统中的风险。自2011年国务院批准上海市、浙江省、广东省、深圳市开展地方债试点以来，地方债问题逐渐成为我国经济运行的焦点问题之一。截至2013年6月底，全国各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总额为20.7万亿，其中省市县三级政府的债务余额为10.6万亿，比2010年底增加3.9万亿，年均增长19.97%。可见我国地方债的偿债压力逐渐增大，且偿债的借新还旧率较高，在部分地方和单位还出现了违规融资、违规使用债务资金的情况[1]，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金融的稳定运行。

我国的高房价问题也一直受到关注，尤其是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房价已远远超过居民的购房能力。中国社科院2010年12月发布的《经济蓝皮书》中的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城镇居民的房价收入比已达8.76，比上年增加0.46，并且指出我国85%的家庭没有能力购买住房（杨小舟，2012）。可见，我国房地产市场存在一定的泡沫，而且投机性的买房卖房行为也提高了房地产市场和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

此外，我国的民间借贷也存在运行不规范，从而加大金融风险的现象。2012年末，我国影子银行规模约25万亿元，影子金融体系体现了一定的金融创新，同时也加大了系统性风险，其中融资性担保公司风险较为突出，其资产规模较大，且出现了直接放贷以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现象，业务运行并不规范（王浡力和李建军，2013）。

另外，我国持有外债规模过大、品种单一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金融体系的风险。尽管我国2014年9月、10月连续两个月减持美国国债，然而截至2014年10月，我国还是美国国债的第一大债权国，持有国债1.2527万亿美元[2]。投资渠道的单一也使风险无法分散，对外国的依赖性加大，加重金融体系的不稳定。

（四）世界贸易集团化的挑战

目前，以美国为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已建立并在国际贸易市场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美国等国家利用贸易集团的便利，获得贸易和投资的优惠条件，抢占国际贸易市场的份额。而我国近年来在自由贸易协定（FTA）的建设方面虽取得一定的进展，但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方面与其他贸易大国相比还有较大差距，特别是缺乏对多边FTA的参与。而TPP等区域贸易自由化机制在世界影响力的提升将逐渐使WTO所代表的传统贸易秩序边缘化。我国未来在国际贸易市场上的优势地位将受到冲击，出口市场将面临很大的压力。

三、当前经济环境下中国的应对策略

（一）提高创新能力，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我国应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向发达国家以服务业为主经济结构的方向靠拢。在农业方面，应改变传统的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运行方式，增加农业中的科技含量，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同时，应配合土地流转的制度进程，按照2014年11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中的规定，明确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的“三权分置”，实现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同时，按照《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的要求，通过产业和科技的带动，逐步实现农村地区的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

在工业方面，我国应逐步淘汰传统高能耗的钢铁等行业，提高单位能耗的产出效率，降低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严格控制环境污染。同时大力发展信息技术等高科技产业，加大自主创新能力。在出口结构上，逐步降低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出口结构，扩大高附加值出口产品的比重，增强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在服务业方面，我国应大力提高其在GDP中的比重。在我国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背景下，应重点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如信息服务业、现代物流业、研发设计业、工业节能环保业等，以服务业推动实体经济发展。同时，应紧跟现代互联网产业的发展趋势，发展电商等互联网信息行业。在金融业方面，应发展互联网金融、小微金融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资产证券化、存款保险制度等金融创新产品的步伐。但也应吸取西方国家因产业结构过度依赖虚拟经济，缺乏监管而引发金融危机的教训，做好金融体系的监管工作，控制系统性风险。

（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市场作用

我国应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企业改革方面，应简化企业设立程序，降低企业设立门槛，使更多行业向私人企业开放。适度淘汰经营不善的国企，从而进一步引入企业竞争机制，充分调动市场活力，提高企业运营效率。

同时，应进一步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建设更为完备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提高市场透明度，以市场决定价格。同时减少行政手段对市场配置资源和企业经营的干预，在政府层面仅发挥宏观指导和监管的作用，寻找市场竞争和政府宏观调控的平衡。

（三）扩大与周边国家合作，积极推动“一带一路”战略

我国应紧跟世界贸易集团化的潮流，扩大与周边国家在贸易、金融、能源等领域的合作，并充分发挥丝路基金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作用，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进行。我国应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推动区域贸易投资自由化，并以我国的盈余资本和外汇储备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从而扩大其对我国产品的需求，进而拉动我国产品的出口，消化过剩产能，形成多重获益。以中国为主导的对外合作战略的进行，可以应对美国推动的TPP和TTIP等贸易集团的压力，提高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话语权。

另外，应全面扩大对外开放程度，借鉴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的经验，在沿海、沿边、沿长江经济带推广自贸试验区试点建设，并逐步推广至内陆。推进自贸试验区的建设在扩大与周边国家合作从而提高我国战略地位的同时，也利于我国各省市学习国外先进产品生产的经验，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促进我国产业的转型升级。

参考文献：

丁纯，《金融危机冲击下的欧洲经济：表现，成因与前景》，《欧洲研究》，2010.4。

沈伟基、张文斌，《美国应对金融危机的宏观经济政策措施及镜鉴》，《云南社会科学》，2011.2。

王浡力、李建军，《中国影子银行的规模、风险评估与监管对策》，《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3.5。

王立国、张日旭，《财政分权背景下的产能过剩问题研究——基于钢铁行业的实证分析》，《财经问题研究》，2010.12。

魏浩、郭也，《中国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及其国际比较研究》，《统计研究》，2013.8。

杨小舟，《价值、价格与泡沫——以我国当前的房价为例》，《财政研究》，2012.7。

易宪容，《“安倍经济学”效果及影响的理论分析》，《国际金融研究》，2013.6。

朱海燕，《“安倍经济学”解析》，《现代日本经济》，2013.6。

 

 

原作者：许悦（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翟大宇（国家信息中心综合管理部）

原文刊载于《中国物价》2015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