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国家对民生领域的专项资金投放力度加大，民生资金规模日趋庞大，也日益成为问题易发多发的高危领域，引发媒体和专家高度关注。舆论分析民生资金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议。

一、 民生资金管理存在诸多乱象

（一）申报环节。一是多头申报。和讯网等媒体称，由于民生专项资金往往涵盖范围广，涉及部门多，一些基层单位采取多头申报项目资金方式，一女许二夫或多夫，套取项目资金。新华网等媒体举例称，江苏省丰县污水处理厂二期管网工程项目，多头申报丰县污水处理厂二期管网工程项目，违规获得财政资金170万元。二是虚构资料。《宁夏日报》称，近日审计发现，隆德县6家单位以编造虚假名单、签订虚假合同、虚报种植面积等形式，套取扶贫资金559万元，用于经费性支出。《信息时报》报道，2013年多家主流白电企业用“虚标能效”骗取节能家电补贴遭到曝光，还有企业恶劣到对销售记录造假以骗取家电下乡补贴。三是违规申报。长江网称，审计报告显示，河南省有3639户不符合保障条件的家庭，违规享受保障性住房实物分配1605套、领取租赁补贴346.53万元;另有44户家庭重复享受保障性住房实物分配44套，647户重复享受住房货币50.72万元。人民网等媒体称，一些地方“死人保”“富人保”“关系保”“福利保”频出，比如，江西上饶一乡干部采取向发票贩子购买虚假住院发票、重复报销等方式套取农医资金达15万元；湖南耒阳市长坪乡谭南村的村支书，以权谋私为本村的12人违规办理了低保，其中竟然有8人是其亲属，甚至包括其已经去世的父亲。

（二）使用环节。一是挪用频发。《审计实务》等媒体称，有的单位将上级下拨专项资金不设专账专户管理，也不设明细会计科目核算， 所有资金捆绑在一起，鱼目混珠，难以分辨，达到挪用之目的；有单位利用回流项目资金，把资金先从专账拨付到项目点上，然后以专款、赞助、设计、修理等形式向项目单位要回部分资金收回到经费账使用。《宁夏日报》称，宁夏自治区专项审计显示，海原县等3市县移民管理部门挤占生态移民资金1116万元，用于经费支出、环境整治以及拆迁安置等；西吉县挪用扶贫资金177万元，列支奖金及外省区学习考察费用，红寺堡区科技农牧局将120万元设施养殖资金出借给合作社，用于向养殖户发放贷款。二是层层截留。《广西财经学院学报》等媒体称，有些地方奉行“拖”字诀，截住资金慢慢拖。如有的单位将上级拨入的专项资金暂时扣存，时间久了，自然不了了之。《半月谈》报道，2014年以来，对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雁过拔毛”的案件在广西、河南、贵州、河北、安徽、陕西等地均发生多起。如，广西大新县19名村干部被查出贪污390户村民危旧房改造款27万元，有的危房改造农户通过村委会向政府申请1万元补助，但到手不过5000元，其余的被村干部截留贪污。三是非法牟利。《法制日报》称，海南琼海、万宁、定安等3市县将采购来的24.3万元物资，又当作扶贫物资发还给供应商，个人从中渔利。

（三）发放环节。一是发放不及时。《宁夏日报》称，宁夏自治区专项审计显示，西吉县、彭阳县等生态移民安置区，已到位村级扶贫互助资金730万元，但未投入使用；对全区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跟踪审计情况显示，3个县的上级财政补助资金7798万元闲置1年以上；惠农区经办机构未及时足额发放住房补贴1458万元。二是发放不规范。《云南经济日报》报道，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富宁县对全县12个乡镇和18个部门进行专项检查发现，一些乡镇资金发放不安全，连续3年共将350余万元牧草集体资金通过“一卡（折）通”直接发放到613个村小组组长个人账户上；一些乡镇、村级会计委托代理服务中心人少事多，加这农经站机构改革，个别乡镇只有1个人，存在账目不规范等现象。三是利用发放权力寻租。新华网称，在陕西、河北、上海、浙江、江苏等地，民生资金发放过程中收取回扣、“出卖”指标等现象突出。如一些农村干部在山区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发放到户后，马上索取上千元的“感谢费”；广西贵港市旺沙村当地一村民申请危改指标多年未果，2013年无奈交出3720元“指标费”后当年就顺利拿到指标。《南方日报》报道，韶关市各县畜牧、发改部门公职人员则利用补贴项目指标、初审权力，在顺利帮助养殖户成功申报领取补贴资金后，收受贿赂，还以“检疫费”、“管理费”等各种形式“抽水”私立小金库。

二、分析民生资金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资金拨付机制存漏洞。一是标准“一刀切”。中国人民大学反贫困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汪三贵认为，我国地区差异很大，一些地方按国家规定的统一标准根本无法实施一些扶贫项目，只能变通实施，但从审计的角度看可能就违规了。二是中间环节过多。《社会工作》等媒体称，虽然中国已经开始试点实施省管县体制，但大多数地方仍然实行的是市管县的财政体制，由此导致一些民生资金尤其是专项经费的下发，需要经由市级政府，克扣截留的“雁过拔毛”现象仍然存在，不仅资金管理成本高昂，而且资金的落实和使用效率很低。三是各部门之间协作不足。《社会工作》称，民生的保障主要是依靠转移支付，尤其是专项转移支付资金，每个部门都有相应对口的专项资金，条块分割、使用分散，其后果就是民生财政存在着很大的随意性、不确定性。《广西财经学院学报》称，由于各职能管理部门之间没有能及时共享一些相关信息，使社保部门未能及时掌握社会上一些失去领取社保资金资格的人员情况，导致部分人员趁机冒领社保资金。

（二）资金使用存障碍。一是基础信息库尚未建立。广西新闻网称，有的地方申报程序简而化之，动态管理所需的基础信息库难以建立；有的地方没有建立低保经办人员与其近亲属享受低保备案制度，没有在低保申请人所在村（社区）实行两榜公示，没有对低保对象进行定期审核和动态管理等。二是是甄别难度加大。广西新闻网报道，按政策，对审请低保户要先准确核算家庭收入，再进行“差额补助”，但因居民家庭的隐性收入和弹性收入难以计算，金融性收入无法核查，导致部分低保家庭实际收入的真实性、可靠性比较差。随着社会发展，居民收入来源的多样化，传统的入户核查、邻里访问、张榜公示等方式已无法准确判断救助申请家庭真实的经济状况。三是信息渠道不通畅。《连云港日报》等媒体称，一项涉农资金也可能由多个部门管理，比如村级财政转移12万，报章杂志征订由宣传部门管，村干部工资由组织部门管，五保户养老金由民政部门管，工作经费由农经部门管，十分分散。许多涉农资金和项目都在网站上公示，别说是农民，就是机关工作人员也不知有多少个涉农网站，到哪里查找。这导致农民群众甚至一些基层涉农干部对于惠农资金的种类、标准、项目等不是很了解。

（三）资金监管不到位。一是多头监管缺乏合力。《群众》称，从监管主体来看，多头实施难以形成监管合力，既容易造成多头管理、重复检查，也容易形成监管“真空”和“盲区”。受时间和精力等因素制约，几个检查组在一个“热点”部门“撞车”的现象时有发生，而那些资金规模小流向分散、监管难度较大的项目，则往往无暇顾及。新华网等媒体称，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全县每年约10亿元的惠农资金分散在民政、林业等10多个部门，部门之间各自为政，容易出现既吃东头又吃西头的现象，包括截留、拖延发放惠农资金等问题很难得到监督。二是监管手段落后效率低下。《群众》等媒体称，以前对民生资金通常采用静态监管的方法，相关监管部门每年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通过实地调查、座谈走访、翻阅账册、查对票据等方式，对资金信息进行收集汇总和分析对比。受人力和技术手段制约，往往只能了解某个统计节点上资金的即时情况。传统手段效率低下，不仅使监管部门疲于应付，同时也给被检查单位和基层增加了负担。三是社会监督流于形式。新华网称，从多数基层干部贪腐案件看，“苍蝇式腐败”现象与政策公开和公示制度尚不完善等因素直接相关，致使基层干部贪腐心存侥幸。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说，一些村民不了解民生资金发放政策；即便民生资金发放名单公示在村委会公示栏上，短期内便被盖住或撕掉，而不少农村留守群体不识字或未及时看到，一些农村甚至对公示材料公开造假，公示制度未能形成社会监督的威慑力。四是处罚不力。江西省审计厅网称，由于专项资金的监督体系和程序不十分规范和健全，没有做到事前事中监督，只有事后检查，而在事后的检查中发现的问题都不了了之，因而造成违纪违规现象继续蔓延。《中国房地产报》等媒体称，违规成本较小导致很多单位认为只要不是把民生资金揣进个人口袋就没问题，被审计出问题了只需要事后“整改”，把挪用的资金放回去就可以过关。

三、媒体专家相关建议

（一）创新和完善民生资金管理制度。和讯网等媒体称，政府必须对救援对象的条件严格规定，援助金额要根据地域、物价、社会发展指数等不同的情况制定合乎各地实际的数值，既不遗漏真正需要政府救助的民众，同时避免一些机构的人员通过打擦边球、钻政策漏洞的方式挪移、侵吞国家的民生资金。中国人民大学反贫困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汪三贵分析，现阶段我国的贫困农户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偏远地区，贫困原因多样，因此扶贫项目审批权应下放到更了解实际情况的县，县级以上政府应将工作重点放在监督考核上。《人民日报》等媒体建议，可以探索政府购买社会服务、金融机构等参与扶贫开发的有效做法，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让更多有资质的社会力量参与到扶贫等公共事业中来，形成改善民生的合力。

（二）进一步规范民生资金使用。《经济视角》等媒体称，应制定科学准确的民生资金分配标准，提高民生支出编制的科学性，减少民生资金实际执行中的随意性。同时完善项目资金分配公式化、因素法等办法，进一步减少民生资金分配过程中的人为因素。《政策研究》称，发放民生资金的各部门应当统筹规划，加强系统整合，实现信息互通互联，提高信息系统的管理效果。如，在落实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民生问题时，建立保障对象数据库，进行动态管理，杜绝冒领、虚报等乱象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