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1.6%，环比下降0.1%。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下降1.7%，环比下降0.1%，创去年8月以来新低。实际上，受金融危机冲击，2008年一季度以来，GDP实际增长率就大幅下滑，尽管2009年的经济刺激计划暂时提振了经济，但自2012年一季度以来，刺激效应逐渐降低，GDP季度增长率开始在7.5%-8%之间徘徊。今年2月以来一系列实体经济指标纷纷走弱，当前经济增长正面临继续放缓的压力。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换挡期，经济增速放缓、潜在产出下降、动力机制切换、经济结构调整、资源环境约束，这一切都决定了中国必须尽快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如何理顺当前矛盾和长期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各种关系，在2014年显得格外关键。李克强总理在2月18日指出，从结构改革入手，着力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这无疑是给经济换挡期的中国经济开出的一剂良方。

一、经济换挡期的界定

1、经济换挡是经济增速的调整和动力机制的切换

经济换挡，从表征来看最直观的体现是在经济增长速度上。就当前的经济状况以及相关文献对这一词的应用而言，主要指经济速度的下滑。中国经济从危机前2位数左右的高增长下滑至危机后的7%-8%。这种速度的“档位”变换实际上反映了潜在产出水平的下降。

速度“换挡”的深层次原因是动力机制的“换挡”。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此前推动经济增长那些动力引擎如今已逐渐呈现出疲态，政策红利也在逐渐消失。劳动力、资本、土地等要素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产业经济迈过了重工业的野蛮生长阶段，投资和出口的需求弹性也在不断下降。所有这一切导致了潜在产出的下降，想要继续保持较高的产出水平，就必须培育新的动力机制或对现有的动力引擎进行升级改造。

经济换挡还包含了两层涵义：客观换挡和主动换挡。客观换挡即客观经济条件、要素禀赋、经济制度、市场环境的变化和约束导致了潜在产出的下降。主动换挡是指政府采取相应的政策，转换动力机制，使实际增长率不要长期背离潜在增长水平，让产出缺口保持在一个适度的水平，达到经济长期健康增长的目标。主动换挡往往是对客观经济规律的顺应，而违背规律的政策则会给经济成果带来巨大的反噬。

研究经济换挡，不仅强调对当前潜在增长水平的判断，更强调对经济动力机制的切换思考。不仅强调客观的增速趋缓，更强调正确的认识、对应的政策和未来的战略选择。

2、经济换挡期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着微妙的联系

经济换挡期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同一个概念，但却有着很多微妙的联系。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无法跨越至高收入阶段而长期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中等收入陷阱和经济换挡都存在动力转换机制的问题，潜在产出停滞，经济失去持续增长的势头。但经济换挡的概念更为宽泛，既包括了跨越刘易斯陷阱也包括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甚至包括了各个经济发展阶段中出现的动能转换和潜在增长率的阶梯性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就目前的中国而言，经济换挡期的出现恰好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阶段，能否顺利实现经济换挡也关系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败。

3、经济金融危机进一步催化了经济的换挡

经济换挡的原因本质上主要是内生性的。但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往往会触发或加重经济的换挡调整。危机使经济内在问题在短期内凸显，并成为阶段性变化的拐点。尽管危机的本身归根结底也是内生因素造成的，但危机首先是作为一个外生冲击对经济的潜在产出造成创伤性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在短期之内难以恢复，甚至永久性的改变经济结构。因此，中国经济此时进入换挡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经济危机的影响。但必须看到，危机更多的是触发了矛盾的集中爆发，背后的深层次根源才是导致经济进入换挡期的主因。随着危机的复苏，潜在产出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上升，但经济很难继续保持危机前的增长速度和发展模式。

二、中国经济换挡期的判定

1、中国潜在增长水平正在趋缓

危机后，中国的潜在产出水平呈现出逐渐趋缓的态势。尽管2009年的经济刺激计划短暂的拉升了实际增长率，但并不能从长期上改变这一趋势。经济增速从一个高速平台进入了一个次高速平台，危机成为平台跳跃的断点。从2012年1季度开始，中国实际经济增长进入到7.5%-8%的速度平台。经过初步计算可知，2010年以后，中国告别了两位数的潜在增长率水平，2013年底则降到了7.3%-7.9%。大部分的专家认为在“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水平大约为6%-8%，尽管也有林毅夫等专家持有更为乐观的观点，但潜在增长水平的下降是不争的共识。可以说，中国已经进入了经济的降速换挡阶段。

2、中国经济增长的动能面临切换

各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因其各自的资源要素禀赋和产业经济结构的不同而不同。过去几十年，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生产力释放一直是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力。应该看到，30多年以来，经济增长的动力引擎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总体来说1979-2000年，改革对经济的贡献最为显著，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开放因素更为明显的拉动了经济的增长。具体来说：

从需求角度看，投资、消费、净出口作为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在不同的时期提供了不同的“马力”。多年来，中国经济表现出对投资驱动的过分依赖，消费拉动能力不够强劲一直为大家所担忧，加之危机对净出口影响显著，进一步加深了对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的忧虑。不过，从2011年开始，这种趋势又发生了一些变化。资本形成总额对GDP的贡献率从2010年的52%下降为47%，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是2001年以来首次低于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56.5%）。储蓄率和资本边际效率的下降，是投资拉动能力减弱的重要因素。通过追溯我们可以发现，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在2001年以后才全面超过消费需求的。在1979-2000年的绝大部分年份里，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均小于消费。同时，储蓄率也是在2001年之后才出现了连续的大幅攀升。但在2008年达到峰值之后，从2011年开始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二者的趋势十分吻合。净出口对经济的贡献在加入WTO之前波动较大，2001年以后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但在2008年后受危机冲击影响较大，多为负值。这些特征一步说明，投资引擎对经济的拉动能力在最近两年正在进一步衰退，消费市场、尤其是国内消费市场的培育和挖掘意义重大。

从供给角度看，生产要素低廉的成本和充沛的供给一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优势所在。然而，这种优势在危机爆发后也在逐渐减弱。尽管从表面看，我们似乎拥有全球最大的劳动力生产要素市场，但随着人口结构的逐渐老龄化，人口红利的消失已是不争的事实，劳动力要素的成本上升更早在危机爆发前就已出现。资本的边际效率在近年来也呈现出下降趋势，20%左右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完成额与逐渐趋缓的经济增速形成明显的对比，由此暴露出的产能过剩问题更成为近年来关注的焦点。不仅如此，包括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和生产创新在内的全要素生产率低下问题，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软肋。据IMF的测算，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仅为资本要素的2/3。创新能力不足，过分依赖重工业和简单服务业的发展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大隐忧，更是当前经济增长动能趋缓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