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能源领域成为发达国家危机应对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发达国家不仅将能源政策视作推动经济增长、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有效手段，更是未来抢占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制高点、巩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方面领导地位的重要抓手。为此，我国应借鉴并吸收其政策中的有益经验，便于我国更好把握和应对未来能源战略机遇期中的机遇与挑战。

一、发达国家能源消费政策的主要经验

（一）提升传统能源利用效率，延缓能源消费过快增长势头

第一，提高工业产品能耗标准。作为能源终端消费的重点领域，不断提高和拓展汽车、家用电器等耐用消费品的能耗标准一直是发达国家从需求端降低能源依赖的重要手段。美国、欧盟在金融危机后都颁布了更高的汽车燃油效率或尾气排放标准。美国2012年颁布的新CAFE标准要求新车燃油经济性平均值2025年达到54.5英里/加仑，比当前水平几乎提高了一倍。同时，为促进家电能效的提升，欧盟还将电冰箱、洗衣机和空调等产品的能源标识在最高等级以上增加了3个新等级，并将工业设备等能源产品首次列入能源标识范畴。

第二，实施碳排放交易或征收碳税。作为全球最早建立碳排放交易系统的地区，欧盟2012年将碳管制行业进一步拓展至航空业。美国自奥巴马政府上台后也尝试在联邦层面推行总量限制和交易体系，众议院2009年曾通过了以限制碳排放量为核心的《清洁能源安全法案》。此外，作为向碳交易体系的过度方式，澳大利亚于2012年开始对国内企业征收碳排放税，税率在考虑通胀因素的基础上逐年提高，直至2015年和欧洲碳交易系统对接。

第三，提供政府资金支持。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将推进节能减排与刺激经济相结合是发达国家财政政策的一大特点。日本政府为刺激消费，先后推出了环保汽车补助金制度、节能家电环保积分制度、低碳生态住宅积分制度。其中仅家电补贴额就达到6400亿日元，直接拉动电视机、空调、冰箱三类产品销售额2.6兆日元，由此减少的二氧化碳减排量每年达到270万吨。奥巴马为推进建筑业复苏，先后推出对家庭住宅、联邦政府建筑、学校等公共建筑的节能改造计划，2011年底又宣布一项40亿美元的“建筑能效提升计划”，计划到2020年将商用建筑的能效提升20%，并在两年内将创造5万个就业岗位。

（二）积极发展替代能源，降低石油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

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普遍面临新经济增长点缺失的难题，推进新能源产业发展成为这些国家摆脱经济增长困境的主要政策着力点。

第一，制定长期发展规划明确替代能源的市场前景。由政府制定并发布替代能源的长期发展目标，可以为企业开发、投资新能源指明方向并预估未来市场前景，有助于引导市场资源流向新能源领域。在欧盟制定的2050能源路线图中，欧盟国家2050年要把可再生能源在总能源消耗中的比例提高至55%以上。日本新能源发展重点在福岛核事故后由核能转向可再生能源，提出2030年海上风力、地热、生物质、海洋四个领域的发电能力要扩大到2010年度的6倍以上。

第二，以立法形式强制性为替代能源发展创造条件。通过立法强制要求电力公司购买一定量的新能源发电量是发达国家的通行做法，美国、英国、德国均有类似法令。2012年，日本通过了可再生能源上网电价方案，要求日本公共事业部门20年内需按照约定的价格购买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发出的电力。美国为推进生物燃料的使用，在《能源独立和安全法》中规定到2022年美国汽油中的生物燃料总量须达到360亿加仑，环保署同时将汽油中乙醇含量上限提高到15%以配合该目标的实现。

第三，通过财税手段为替代能源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发达国家对替代能源发展的支持措施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税收减免。美国政府为鼓励消费者购买节能环保的混合动力和电动汽车，为每辆车提供7000美元的税收抵免措施。德国则对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发电免征生态税。二是直接提供资金。在美国2009年通过787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中，与开发新能源相关的投资超过400亿美元。欧盟经济复苏计划中也提出投资39.8亿欧元支持近海风力发电、碳捕捉与储存等技术发展。三是提供融资支持。德国长期通过国家政策性信贷银行为能源项目融资，2010年该行资助了德国近80%的风力涡轮机和40%的太阳能电池板的装机，成为德国新能源发展的有力推手。

二、多重措施保障石油供给，降低石油供给中断和价格波动的冲击

鉴于西亚-北非地区自2011年春起动荡不断，为缓解该地区动荡局势对能源供给和价格的冲击，发达国家采取了三方面的行动：

第一，多元化石油供应。美国在奥巴马政府上台后进一步增加了从北美、拉丁美洲的石油进口，到2011年，来自中东地区的石油进口占比已降至17.1%。欧洲受西亚-北非地区动荡影响最为直接，为弥补供给缺口，欧盟扩大了从俄罗斯、中亚等地区的油气进口，并计划十年内将俄罗斯天然气进口量从目前的每年1250亿立方米增加到1500亿立方米。

第二，充实战略石油储备。战略石油储备是发达国家吸取两次石油危机教训后采取的重要应对手段，为应对利比亚内战和伊朗石油禁运造成的石油供给中断和油价波动风险，发达国家加大了石油储备力度。到2013年2月，美国石油储备达到174天的净进口量，日本为163天，德国、法国等国也均超过国际能源署90天的标准。同时，国际能源署在2011年6月还宣布释放6000万桶的原油储备，以遏制利比亚内战引发的国际油价飙升。

第三，鼓励开发海洋油气资源。在陆上探明资源难有进一步提升的情况下，海洋成为发达国家提高能源自给水平的新领域。国际金融危机后，奥巴马进一步开放了东部和东南沿海、墨西哥湾及阿拉斯加北部新油气田的开发。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受北非能源供应中断的影响，也开始重新向勘探公司颁发近海钻探许可。日本在2013年出台了《海洋基本计划》，计划3年内调查周边海域甲烷水合物（可燃冰）及稀土储藏量，并在2018年确立甲烷水合物的商业化开采技术，使甲烷水合物成为未来能源资源。

三、启示及政策建议

第一，以低碳为手段推动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尽管我国所处发展阶段客观上要求未来必须走低碳发展的道路，但我国当前的国际分工地位决定了短期内难以实现发展方式的迅速转变，需要找到经济增长和绿色低碳的平衡点，把节能减排作为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手段，而不是以降低生活质量和经济增长为代价实现低碳目的。

第二，运用市场调节机制鼓励节能减排。目前我国以行政命令为主的减排方式不仅易对企业正常生产造成负面影响，也难以形成长效机制。国内能源资源价格改革的滞后也变相鼓励了能源消耗，降低了企业节能改造的积极性。

第三，推动新能源发展应重在为其创造市场。我国当前对新能源产业的支持主要集中在生产端，对其市场拓展支持不足，造成国内新能源产业产品大量出口国外。同时，生产端补贴导致企业产能过剩和低价竞争，不利于新能源行业的长远发展。

为此，一是继续鼓励新能源产业和节能技术发展。重点通过扩大购买节能产品的补贴金额和范围，以立法形式为新能源发电提供市场准入等方式为新能源产业发展拓展市场需求；推进电网数字化智能改造进程，提高电网对新能源发电的容纳能力；通过政策性银行贷款支持、鼓励上市融资、成立专项融资担保基金等方式为新能源企业提供资金保障。

二是采取多元措施保障我国石油供给安全。支持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石油勘探、开发；逐步放开原油进口；鼓励政策性银行为企业进行海外石油开发提供优惠贷款支持；继续扩大战略石油储备规模，鼓励民营企业参与石油储备建设。

三是推进碳交易市场的建设和完善。加速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建立全国统一的交易平台与规则；通过建立碳减排信用累计制度等方式，提高企业主动参与碳交易的积极性；充分考虑不同地域、行业的发展差异，在企业可承受的范围内确定排放总量和配额分配；完善碳排放的监测、核查以及权威认证机制，保障交易数据的全面和准确。

四是强化海洋资源的管理与合理利用。加速制定《海洋基本法》，完善海洋法律法规体系；推进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关键技术研究；加强对深水油气、天然气水合物、大洋底资源的勘探力度，制定科学的开发利用规划；积极开展和参与国际海底资源勘探与开发；在维护我国海洋主权和权益的同时，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