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湾阿拉伯国家委员会是由巴林、卡塔尔、阿曼、科威特、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六国组成的区域政治经济合作组织。海合会国家是我国重要的石油供应国,也是我国在中东地区重要的贸易伙伴。同时,海合会地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结合部,加强与海合会的合作对推动我国的“一带一路”开放合作战略的成功有着重要的意义。随着双方经贸联系的增强和政治关系的改善,一度中断的中国——海合会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有望重启。本文将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分析签署中国——海合会自贸协定(China-GCC FTA)的必要性与其可能产生的贸易效应。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融入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我国与海合会之间的贸易额持续扩大。除在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贸易额有所下降外,进入21世纪以来双边贸易保持着高速增长的态势。2004年至2013年我国同海合会的进口总额增长达539%,出口总额增长达472%(图1)。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我国凭借自身的制造业优势在国际贸易中整体上处于顺差地位,但因大量进口海合会的石油,在同海合会的贸易中长期处于逆差地位,且贸易差额自2009年后明显扩大,可见我国对于海合会的能源有巨大的需求量。双方贸易量的持续扩大增强了推动双方贸易自由化的必要性,也为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奠定了基础。
图1 中国同海合会进出口情况(1998—2013)
双边贸易的基本状况不仅反映在贸易额的变化上,还反映在双方贸易关系的紧密程度上。通过计算贸易结合度指数可以量化地衡量两个经济体在贸易方面的相互依存度。贸易结合度是以一国向某一贸易伙伴的出口占该国出口的比例,与该贸易伙伴国的总进口与世界总进口额的比例之比,即比较两国的贸易是否优于与其他贸易伙伴国贸易的整体水平。其计算公式是,其中
为a国对b国的贸易结合度,
为a国对b国的出口,
为a国的总出口,
为b国的总进口,
为世界总进口。贸易结合度越大,则说明两国贸易联系越紧密。一般而言,若该指数大于1,则说明贸易联系相对紧密,若该指数小于1,则说明贸易联系相对松散。以海合会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与我国进行贸易结合度分析,结果表明在2003—2013年间我国对海合会贸易结合度较高,长期维持在1.7以上;海合会对我国的贸易结合度虽然在0.7与1.0之间,但呈现出上升的趋势,未来海合会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可能更加紧密(表1)。
表1 2003—2013年中国与海合会贸易结合度
|
TCD中国海合会 |
TCD海合会中国 |
2003年 |
2.00 |
0.76 |
2004年 |
1.98 |
0.83 |
2005年 |
1.82 |
0.80 |
2006年 |
1.84 |
0.84 |
2007年 |
1.94 |
0.79 |
2008年 |
2.11 |
1.00 |
2009年 |
1.91 |
0.86 |
2010年 |
1.86 |
0.92 |
2011年 |
1.99 |
0.94 |
2012年 |
1.81 |
0.92 |
2013年 |
1.72 |
0.90 |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WTO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Market Access Data、
UN comtrade数据整理计算
海合会国家作为典型石油出口国,其经济结构与作为制造业大国的中国有很大的差异性。通过对中国与海合会各类出口商品的贸易竞争指数进行对比,可以确定双方各自的出口优势产品,进而判断双方在国际贸易中是否具有较高的互补性。贸易竞争指数,即TC(Trade Competitiveness)指数是分析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一个有效工具,可以反映某国出口的某一种产品相对世界市场上供应的其他国同类产品来说是否具有竞争优势。TC指数综合考虑了进口与出口两个因素,能够反映一国某一产业部门在国际市场竞争中是否具有竞争优势。其计算方法是某经济体某商品的出口减去进口再与该产品贸易总额相比,以公式表示。 X、 M分别表示出口额和进口额,i表示某国家或地区的第i类出口产品。贸易竞争数值介于-1和 1之间,如果TC
0 ,表示该国是该种产品的净出口国,该种产品的生产效率高于国际平均水平,数值越大,出口竞争优势越大;如果 TC<0,则表示该国是该产品的净进口国,该种产品的生产效率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处于竞争劣势。依据国际商品贸易BEC分类,本文对我国与海合会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进行对比分析。总体上看,双方的贸易竞争指数充分反映了两国比较优势的差异。海合会国家在燃料出口上具有明显的出口竞争优势,在其他领域都不具备优势;而我国的出口竞争优势则体现在工业用品、资本货物(生产型的装备和工具)、运输设备和消费品方面(表2)。双方出口结构的互补性十分显著,具有广阔的贸易合作前景。
表2 按BEC分类2013年中国与海合会TC指数对比[①]
BEC编码 |
商品类别 |
中国TC指数 |
海合会TC指数 |
11 |
食品和饮料 初级 |
-0.47 |
-0.78 |
12 |
食品和饮料 加工 |
-0.01 |
-0.67 |
21 |
未另归类的工业用品 初级 |
-0.91 |
-0.29 |
22 |
未另归类的工业用品 加工 |
0.12 |
-0.10 |
31 |
燃料和润滑剂 初级 |
-0.97 |
1.00 |
32 |
燃料和润滑剂 加工 |
-0.27 |
0.89 |
41 |
资本货物(运输设备除外) |
0.42 |
-0.87 |
42 |
资本货物 零配件 |
-0.12 |
-0.89 |
51 |
运输设备 载客汽车 |
-0.84 |
-0.91 |
52 |
运输设备 其他 |
0.40 |
-0.61 |
53 |
运输设备 零配件 |
0.24 |
-0.86 |
61 |
未另归类的消费品 耐用品 |
0.76 |
-0.72 |
62 |
未另归类的消费品 半耐用品 |
0.90 |
-0.91 |
63 |
未另归类的消费品 非耐用品 |
0.59 |
-0.73 |
数据来源:根据UN comtrade数据整理计算
美国以非常规油气资源为基础的能源革命使其本土的能源供应大幅增加。未来美国有望实现其“能源独立”战略,由能源进口大国逐步实现能源自给进而转变为能源出口大国。对海湾国家而言,美国“能源独立”除受到市场需求减小和竞争加剧的直接冲击外,还预示着远期中世界能源结构可能发生深层次的变化。美国一贯追求能源供给的“绝对安全”,对本土能源开发与出口较为谨慎。当前美国允许本土油气资源的大规模开放并放松能源出口限制,必然与其对化石能源稀缺性的判断有关。美国本土页岩油气的大规模“变现”暗示出两种可能:其一是美国认为非常规油气资源储备极为充足,已经达到了可以满足自给和出口的程度;二是美国对未来新能源对化石燃料替代的判断非常乐观,因而急于将化石能源“变现”。而无论是哪一种可能成立都意味着海湾国家在未来世界能源版图中的核心地位受到威胁。
截至2014年末海合会国家的探明石油储量占世界总量约23.5%。[②]在当前一轮的石油价格调整中,海合会国家已经承受了数千亿美元的损失。同时,OPEC因受到非OPEC供给和“集体行动逻辑”的内外部影响,传统的“减产稳价”方式受到极大的挑战,定价权影响降低。海合会国家因财政资本较为充裕、原油生产成本较低,更倾向于通过“低价稳产”的方式保持自身在能源市场中的配额与地位,同时将世界能源消费结构继续绑定在传统油气资源消费的轨道上。面对世界石油供需的变化,对于海合会国家而言,寻求稳定的买方,确保“需求安全”,是保证其优势石油资源在未来较长时期内持续“变现”的必然选择。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能源需求和对外能源依赖程度不断提高。2014年中国石油的进口依赖度约为60%,中东石油占比约50%,未来中国将成为最大的石油进口市场。中东“向东看”,实现石油生产中心与需求中心的对接,对海合会国家而言是最为合理的战略选择。[③]而通过FTA实现稳定的能源贸易联系,对双方而言都有重大意义。
“一带一路”战略主张发展开放型经济,与有关国家深化经贸合作,在促进经济体互联互通的基础上,提升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水平,加快区域内经济一体化进程。“一带一路”不是一个实体和机制,而是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是依靠我国与相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共同打造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和责任共同体。[④]“一带一路”的出发点与目标与FTA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同时二者又具有宏观与微观、理念与机制的互补性和兼容性。《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投资贸易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宜着力研究解决投资贸易便利化问题,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构建区域内和各国良好的营商环境,积极同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商建自由贸易区,激发释放合作潜力,做大做好合作“蛋糕”。
签订中国——海合会FTA,可以实现“一带一路”战略在中东地区的“落地”,对于“一带一路”战略在中东地区的推进将具有重要的示范效应和带动作用。双方在“一带一路”框架下通过贸易自由化可以使双方合作潜力充分释放。在巩固双边贸易的基础上,“一带一路”将扩大双方的信息交流,促进投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等多方面的合作,带动双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FTA所造成成员国之间和非成员国之间的关税差异会导致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两种贸易效应。贸易创造效应会带来福利的增加,而贸易转移效应则导致福利的减少。FTA为成员国带来的福利变化取决于两者之差,即贸易净创造效应的大小。
本文采用瓦顿——舒瓦茨的局部均衡分析法对中国——海合会自贸协定的静态贸易创造效应进行分析和模拟。假定:(1)在进口方面,FTA成员国和非成员国之间是不完全替代的;(2)出口的供给弹性是无穷大的,削减关税的效应在进口价格上的反映是不完全的;(3)国内的生产和进口是不能够完全相互替代的;(4)关税削减的贸易创造效应不对收入和汇率产生影响;(5)假定该国进口的每种商品分别与一个贸易伙伴国相对应。瓦顿——施瓦茨模型将FTA的贸易创造效应和转移效应都包含在内,可以反映出总体的福利变化。模型的表达式为:
其中a表示贸易伙伴国,T为初始关税,T为FTA签订后的关税变化,Ma为自a国的总进口额,Sa为从a国进口占总进口的比重,TC表示贸易创造效应。
为进口商品之间的常替代性,为常数。[⑤][⑥]模型所需数据来源于世界贸易组织、国家统计局数据库,海合会的整体关税水平由各国关税根据从中国的进口额加权计算,贸易数据与关税数据均为2013年数据。通过计算得出,中国与海合会签订自贸协定将产生明显的贸易净创造效应。如果双方实现关税降低90%,在2013年贸易水平的基础上对中国将产生50.3亿美元的贸易净创造,对海合会将产生182.9亿美元的贸易净创造(表3)。由此可以判断,中国——海合会FTA会为双方带来双赢的经济利益,而海合会方面的相对收益更高。
表3 瓦顿——舒瓦茨模型计算结果
|
关税降低80% |
|
关税降低100% |
TC中国 |
44.7(+7.5%) |
50.3(+8.9%) |
55.8(+9.4%) |
TC海合会 |
162.6(+15.4%) |
182.9(+17.3%) |
203.2(+19.2%) |
单位:亿美元
结语
中国与海合会之间有着显著的经济互补性和紧密的贸易关系,双方具有通过FTA实现贸易自由化、进一步深化经贸合作关系的现实基础和必要性。FTA的建立将为双方带来明显的贸易净创造效益,增强双方的整体福利水平。贸易自由化程度越高,对双方的贸易净创造效应越强,因此建立高水平的FTA十分必要。
海合会在当前我国所推动的“一带一路”重大战略中居于重要地位,在深化贸易关系的基础上,双方还应实现投资、金融、基建等的多方面的经济合作。“一带一路”为中国——海合会FTA的建立创造了良好的契机,而后者可以作为“一带一路”合作发展理念在中东地区的制度化体现,成为“一带一路”战略成功实施的重要地区支点。未来我国应积极与海合会国家进行谈判对接,力争早日签署中国——海合会自贸协定。
[参考文献]
[1] BP Corporation,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15
[2] 范必,徐以升,张萌,李东超:《世界能源新格局————美国“能源独立”的冲击及中国应对》.北京:中国经济出版, 2014年版
[3] 王义桅:《“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5年版
[4] 刘俏:中日自由贸易区的经济效应分析及预测. 《对外经贸》, 2014年第3期
[5] 张慧智,曹玲:中韩FTA对两国电子产品的贸易创造效应分析. 《兰州学刊》, 2012年第7期
[①] 受数据可获得性限制,海合会TC指数由卡塔尔、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曼四国数据计算。
[②] BP Corporation,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15, p.6. http://www.bp.com/en/global/corporate/about-bp/energy-economics/statistical-review-of-world-energy.html, accessed on June 17, 2015.
[③] 范必、徐以升、张萌、李东超:《世界能源新格局——美国“能源独立”的冲击及中国应对》. 第12页.北京:中国经济出版, 2014年版
[④] 王义桅:《“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 第40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5年版
[⑤]刘俏. 中日自由贸易区的经济效应分析及预测. 对外经贸, 2014, (3):14-16.
[⑥]张慧智, 曹玲. 中韩FTA对两国电子产品的贸易创造效应分析. 兰州学刊, 2012, (7):151-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