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大计，在于树人。教育无论是对国家而言，还是对个人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我国的经济增长率近年来有所下降，据研究，原因在于投资效率逐渐下降，加上我国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所以，经济增长率增幅变缓。为了进一步提高经济增长，同时，使我国的经济增长质量更高，我们需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即提高生产力。提高生产力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提高劳动力的技术水平，使我国制造业从低端向高端升级，现代服务业可以发展，这样也有助于我国政府制定的“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经济方针。

    本文通过分析北京市2014年新出台的关于基础教育的一些政策及其影响，呼吁我国能重视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一、今年北京市基础教育领域的一些现象

2014年北京市在基础教育方面实行了很多更新的、更严格的政策，这些政策对于无论是京籍的适龄儿童，还是非京籍的适龄儿童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号称“史上最严的政策”。这些政策尤其抬高了非京籍学生入学门槛，使学生在“幼升小”、“初升高”的升学过程中面临离开北京，中断接受教育的后果。在上述严厉的政策下，非京籍学生入学人数有所下降。以“幼升小”为例， 2013年，北京招收非京籍儿童74890人，占招收总数的45%，然而，截止到今年5月27日，学龄人口信息采集截止前夕，参加信息采集、获得入学资格的非京籍儿童仅有58274人，不到总采集人数的38%，同比下降超过了7%。对于最终孩子成功在京升入小学的非京籍家庭，申请过程中也经历很多困难。

正是因为严格的入学政策，部分非京籍孩子不得不离开北京——这座他们曾经生活学习过的城市，而孩子的父母需要在北京工作，所以大部分回老家的孩子只能当留守儿童了。在老家上学的孩子很多又遇到当地教育设施不足，环境较差，教育水平低劣的情况，对于儿童的身心成长影响很大。为了确保孩子的成长，部分父母选择回到家乡陪伴孩子，而因为家乡就业和社会环境不如大城市，又造成很多失业和社会问题，例如“留守妇女”问题、儿童成长问题。

北京五环外有三所通过政府审批的民办学校，分别是明欣、振华和智泉，它们都具备明确的学校编识码，管理部门为昌平区。今年政府在当地推展拆迁工程，导致明欣、振华学校未能如期开学，智泉学校则将东小口的学生转移到了三公里外的东三旗校区，三所学校近千名学生面临着“无学可上”的境地。

    在北京工作的外地人，很多在老家已经没有亲人可以照顾孩子，而他们如果回到家乡，则很难找到适合的工作，因此老家难回。如果让孩子在北京的私立学校就读，还需要把孩子的学籍挂靠在老家的学校，而因为程序复杂和有一定的成本，家乡的学校并不愿意这些北京孩子在当地挂靠学籍。为了孩子在京入学，部分遭遇困境的父母选择了法律手段，以便为子女争得义务教育的权力。

    即使对于京籍的适龄儿童，也面临很多新政策带来的影响。今年北京市实施入学系统采集，全市共有160575名适龄儿童参加了采集。入学信息系统将使学生的信息采集内容和学校的学籍系统实现“无缝对接”，这样，每一个学生的入学途径和方式都可以全程记录。而由于今年北京小学新生入学严防择校，所有适龄儿童必须到户口所在地的片内学校报到。按照政策规定，适龄儿童必须先注册入学信息系统，否则哪个学校都上不了，可注册后，就只能到片内的学校去上学了，无法择校。

    不仅适龄儿童上学面临史上最严的升学政策，对于学龄前儿童，也要面临严格的政策限制才能进入幼儿园或托儿所。北京市政府正在兴起新一轮关停“黑幼儿园”的行动。自7月起，昌平、房山、怀柔等部分区县的多所幼儿园收到了整改或取缔的通知。这些幼儿园大多由私人创办，但囿于条件所限未能取得办学资质，个别已“非法”地向适龄儿童提供学前教育长达十年之久。政府对于幼儿园办园资质设定了很高的门槛，因此私立幼儿园获得政府批准的资质的仅是少数，而非法的幼儿园以便利的交通条件和低廉的学费标准吸引着外来务工子女；关闭之后，谁来接纳忽然失学的儿童还是未知数。根据有关规定，容纳学生在在百人上下的幼儿园属于“小规模幼儿园”的范畴。由于幼儿园关停，一些家长只好把孩子带在身边，也有的送回老家让亲人带，但更多孩子没有回老家，也没有上学。

“黑幼儿园”的关停潮显然并非北京独有，此前重庆、南京等全国各城市郊区都出现过类似的关停潮。其原因无外乎“黑幼儿园”存在各种条件资质不达标的情况。在当地教委给出的幼儿园资质审批标准上，在园区面积和软件上的规定较为严格，例如昌平区要求民办幼儿园的面积在2000平米以上，但实际上绝大多数幼儿园的面积都在1000-2000平米之间。在昌平区窦店镇，27所私人幼儿园中仅有一家通过了审批，其余均处于备案状态。一些幼儿园要么因为村委没有下发房屋产权证，所以无法申领卫生许可证，要么因为农村平房没有建筑图纸和建筑单位的相关材料，难以进行抗震鉴定，而被拒绝通过审核。很显然，黑幼儿园被关停的理由很多，在严苛的办学标准面前，政府掌握了绝对的主动权。

二、导致现状的原因

北京市今年实行“史上最严”的 教育政策导致了无论是京籍还是非京籍的儿童家长都经历了很多困难和选择。

5月初，北京市各个区、县发布关于非京籍儿童入学的“要求”和“条件”，即在2013年适龄非京籍儿童入学“五证”要求的基础上追加“规则”。所谓的“五证”即在京务工就业证明、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全家户口薄、在京暂住证及户籍所在地开具的无人监护条件证明。而各个区县又在这五证的基础上增加了各自的入学“条件”。外来人口聚集较多的区县，都要求非京籍家长的社保缴纳地点、或务工地点在本区，比如，通州区幼升小“五证”细则要求家长缴纳社保的地点必须“在我区”；丰台区要求父母一方在丰台务工；朝阳区要求家长双方都在本区缴纳社保。今年不仅要审这些证件，还要审资料的有效性，而且是区、街道层层审。如果材料不合格，街道办根本就不收这些材料。

    北京市教委要求区县在小升初工作中实行单校划片或多校划片，今年起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实行计划管理，按照学龄人口数量、小学毕业生数量和中小学校办学规模等制定小学、初中招生计划并报市教委备案。本市户籍适龄儿童均须按区县教委划定的学校服务片参加学龄人口信息采集，过时换区登记也会影响入学。

不仅入读小学，非京籍学生参加中考也面临了更加严格的限制政策。根据今年北京中招程序，非京籍考生无法报考普通高中，只能报考中职类学校。这样，留给外地户口儿童在北京选择高中程度教育的选择就极为有限，家长只能选择把孩子送回到老家读高中，或者就读昂贵的私立学校。

北京市教委对于非京籍家长的“五证”审核，是基于“在教育资源相对紧张的前提下，结合首都功能定位和经济、资源特点”提出的。根据有关资料，2003年至2013年，北京小学生入学数量翻了一倍多，从8.23万增加到16.58万，平均每所小学每年入学人数从2003年的50人增长到2013年的151人，增长了3倍。其中，2013年小学招生人数中，非京籍占比超过了45%。由于北京市执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北京本地户籍的小学生源逐年下滑。2006年之前的数据体现得相当明显。正是由于学龄人数减少，北京曾大量裁并学校，小学数量一直呈现下降趋势，从2003年的1652所降至2012年的1081所，平均每年减少56所小学，直到2013年小学数量才回升到1093所。而近几年来，北京市的外来人口持续增加，外地户籍常住人口的快速增加带来的教育需求与本地可以提供的教育资源产生了巨大的矛盾。

幼儿园教育目前在我国还未纳入义务教育阶段，这一基本情况使得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有所减轻。2011年《北京市举办小规模幼儿园暂行规定》的出台曾经把部分非公立幼儿园纳入到政府管理的范畴内，但三年之后政策开始变化，原先受到教育部门“帮助”的一些幼儿园被纷纷关停。更糟糕的是，由于北京的公办幼儿园资源相当有限，在关非法幼儿园之后，相应的以便捷为导向的公立幼儿园并没有能够为这些无法入学的幼童提供服务，于是，外来工子女满街跑的场景也就不可避免地呈现在人们眼前。

　　在这些外来人口与本市户籍人口严重“倒挂”的城边村，政府以户籍为导向配置的教育资源，远远不足以满足外来人口的需要。未经审批的自办园，即官方宣传文件中所称的“黑幼儿园”，为外来务工子女提供了一定的教育条件，有其现实根基，而政府今年严格收紧对这些非法幼儿园的管理，导致了大量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失去了在幼儿园接受教育的机会。

　　北京今年针对非京籍家庭的“幼升小”政策以及规则的出台，涉及各层次人群。社保、劳动合同、租房规定、暂住证，限制了大部分农民工。工作居住跨区，社保跨区，暂住证期限，社保期限，办证时间，又波及白领打工者甚至中层管理者。因此，的确有部分家长被迫离开北京，回到原籍，以便孩子可以在原籍上学。因此，有人推断北京今年进一步收紧非京籍儿童入学政策的原因，是源于北京市力图控制人口规模的一种方法。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对于北京此类特大城市，政府将严格控制人口规模。北京市历来注重控制人口规模，自2011年以来实行了“以业控人”、“以房管人”、“以证管人”等方法。2013年底北京市委十一届三次全会上，市长、市委书记都表示，要坚决控制人口无序过快增长，要切实把北京常住人口增速降下来。2014年年初的北京市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加强人口规模调控列入年度主要任务之一。这样的背景下，今年北京各区幼升小突袭式提高了门槛，将数以万计的非京籍适龄儿童挡在北京校门外。政府希望通过“以学管人”，能将部分外地户籍的人员迫使回到原籍或其他城市。用调控随迁子女入学资格的手段来控制外来人口，给许多在北京居住和生活的适龄儿童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侵害了他们公平地获得教育的权利。

三、确保教育公平的重要性

如今世界各国的发展和竞争都依赖于知识和创新，而只有长期发展教育事业，对教育事业有足够的投资，才能培育熟练劳动力，才能产生知识和创新。我国经历了持续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现在面临增速下降，经济结构调整的契机。有研究表明，我国的投资效益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最近几年持续下降，只有想办法提高生产力才能确保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要想提高生产力，必须对劳动力进行投资，开展各个层次的教育，培养熟练劳动力和创新人才。因此，教育对我国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和谐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我国历史传统中也重视教育，父母舍得为子女的教育投资花钱。因此，无论从因公还是因私的角度，政府都应该重视教育，确保公民的受教育权利。尤其是儿童的基础教育，更是决定了国家繁荣富强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政府应该舍得投入，确保每个孩子都有学上。

我国的宪法和党的政策也都承认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政府承诺确保人人都享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提供相对平等的受教育的机会和条件；教育成功机会和教育效果的相对均等，即每个学生接受同等水平的教育后能达到一个最基本的标准，包括学生的学业成绩上的实质性公平及教育质量公平、目标层面上的平等。

从教育公平的结果是根据一定的公平原则进行操作而产生的这一角度来看，教育公平可分为原则的公平、操作的公平和结果的公平。教育公平原则是教育结果公平的前提条件，操作的公平需要把操作的步骤合理化，固定下来，形成公平的程序，还需要各种形式的监督机制、监督机构及配套的技术手段，进而保障结果的公平。

    从北京市今年提高外地户口人员子女入学门槛，关闭民办幼儿园，小学新生入学严防择校，所有适龄儿童必须到户口所在地的片内学校报到等政策来看，政府既没有做到原则的公平，操作过程中也充满了仓促和随意，难言公平。结果更是对外地户籍的儿童非常不公平。由于部分政策，例如关闭民办小学和幼儿园，法律依据不充分，让人感到随意性强，甚至侵犯了公民受教育的权基本权利。所谓学校教育资源不充分的借口，也是因为北京市从2000年以来，逐步关闭小学，又不允许民办小学和幼儿园建设，导致由于近几年随着北京市人口增加，适龄儿童迅速增加，导致学校资源不足。由于北京市优越的教育质量和社会公共产品，相对较多的就业机会，吸引外来人口不断增加。即使政府试图通过“以学管人”的政策控制人口规模，仍然无法对人口资源进行最为充分的配置，达不到控制人口规模的目的。反而影响了北京市自身的发展，也会对无数儿童和国家的发展造成影响。

四、一些建议

教育公平是和谐社会的基石。我国目前教育的公平问题已经成为社会的焦点问题，关系着全国绝大部分的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着国家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着人心向背。如果不能得到合理的解决，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能力将受到极大的损害。因此，解决教育问题，不能仅仅依靠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去解决，也不能仅仅依靠一两个地区自己解决，而要靠政府按照十八大三中全会精神，深化改革，从国家长治久安的角度综合考虑。

    政府的职能就是为了公共利益而工作，努力创造一个公平的环境。要注意制定有助于教育公平的政策，比如：取消重点学校制度；停止保送生、特长生、定向生、国防生、三好学生加分等政策；农民工子弟进城读书享受同城市民待遇；地区之间实行教师定期交流与流动制度，努力实现学校间教师配备的均衡化；在义务教育学校经费投入和硬件建设中相对均衡、缩小差距；政府要逐渐加大对贫困家庭子女实施免费义务教育，并坚定不移地向全面实施免费义务教育方向迈进。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4%的投入指标是世界衡量教育水平的基础线。有资料表明在国家财政性教育投入上，目前世界平均水平为7%左右，其中发达国家达到9%左右，经济欠发达的国家也达到4.1%。我国早在1993年就提出要在2000年实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4%的目标，但这个目标长期未达到，1996年还一度跌到2.44%，2003年才占到3.41%，低于世界各国平均水平，2012年终于达到4.28%。教育投资包括国家投资及社会和私人投资两部分，由于政府教育投入不足，中国社会和私人投资占到总投资的44%，而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只有12%。这些均与科教兴国的国策不相适应。希望政府能不断加大对教育的投资，使我国的教育经费占GDP能早日达到世界平均水平5.1%。

我国农村教育投入严重不足。以2002年为例：全年全社会各项教育投资为5800多亿元，而占总人口60%以上的农村却只获得其中的23%（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课题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即便同在农村，城镇中小学和边远贫困地区中小学以及重点与非重点学校之间的差距也很大。因此导致农村教育资源少，质量差，基础设施、师资得不到保证，九年制义务教育得不到保障，很多适龄孩子没能力和机会入学，辍学率高，家长不愿意让孩子在农村接受教育。如果农村或中小城镇的教育投入增加，提高了教育质量，对于北京等特大城市的教育资源承载压力也会有一定的缓解，进而对于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压力也有所缓解。

制定义务教育底线标准，促进各地教育均衡发展。有了义务教育的底线标准，才能明确目标、明确责任、采取措施，在不同地区提供相对均衡的办学条件，使每所中小学都能按照法定的标准，拥有大体均等的物质条件和师资队伍条件。对学校的投资，无论城市还是农村，都应该是一样的，从而在义务教育阶段形成一个公平的环境。

    开放办学市场，允许民营资本更多地投资教育行业。目前，公立幼儿园数量有限，而适龄儿童数量却很多。如果政府能制定更合理的政策，允许和鼓励民营资本兴办更多的民办幼儿园，不仅可以有力地补充公立幼儿园的不足，还能扩大民营经济的影响，为我国发展现代服务业，调整经济结构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有利于我国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