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五年,也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取得决定性成果的五年,是为实现第二个“一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开启里程碑式的新起点。“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必须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内外需协调、进出口平衡、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引资和引技引智并举,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将开放发展作为五大重要发展理念之一。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纵观国内外经济社会形势,世界经济持续低速增长,国际贸易环境有所恶化;国内经济领域长期稳定的基础较为扎实,但是短期风险可能集中显现。我国对外贸易增速放缓的趋势难以改变,结构调整与转型仍将继续。
一、国际环境错综复杂
(一)世界经济低速增长
2016年,世界经济仍将保持温和复苏走势,主要经济体继续分化,发达经济体形势好转,新兴经济体进一步恶化。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多次下调世界经济增长预期。美国房地产市场复苏、制造业扩张、就业指标改善,居民消费能力与预期提高,预计2016年增速有望小幅提升。欧元区受原油价格低迷、欧元走弱以及量化宽松政策影响,摆脱衰退的基础进一步增强。日本面临通缩风险,经济增长速度迟缓。新兴经济体减速趋势难以逆转,巴西、俄罗斯等资源型国家GDP负增长局面不改,新兴市场资本流出形势严峻。
(二)全球贸易难有改观
金融危机后,由于发达国家实施再工业化政策、发展中国家推进出口导向型战略,海外市场成为各国争夺的重点领域,贸易保护倾向不断增强,加之WTO规则被束之高阁,新一轮以区域为主的全球贸易规则正在确立,国际贸易活力受到显著影响。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经济结构以消费需求与服务业为主导,中国等主要发展中国家需求与产业结构正在升级,全球需求逐步由实物商品为主向不可贸易的服务商品为主转型。世界贸易在全球需求转变的过程中将持续减速。尽管IMF预计,2016年全球贸易将增长4.5%,但是结合2015年世界贸易大幅下降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影响贸易活动的各种因素,以及IMF报告高估贸易增速的可能性,预计实际增速将低于预期。
(三)国际商品价格低位波动
2016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在供需因素的影响下,难以出现明显反弹,但是由于油价、铁矿石价格等已经基本处在底部,继续快速下跌的可能较小,预计全年走势基本表现为低位震荡徘徊。一是国际市场原油、铁矿石、粮食等大宗商品供应依然维持宽松局面;二是美元即将进入加息周期,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价格相对回落;三是俄罗斯对叙利亚反对派发动空袭,伊拉克内战依然难以平息等地缘政治因素将加大国际原油等产品价格走势的不确定性。依据当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水平,预计2016年价格波动空间有限,这有利于我国外贸名义增长保持稳定。
(四)贸易与投资规则改变
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采取重构国际贸易秩序战略,启动TISA(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谈判。其中,由美国主导的TPP谈判已于10月取得实质性进展,涉及零关税、包括货物、服务全部自由流动等内容,成为亚太地区覆盖国家范围最多的区域贸易协定。这一协定将我国排除在外,对下一步外贸企业扩大业务将产生重要影响。有关研究表明,由于TPP导致的出口分流与利益损失将使我国GDP减少2.2%。尽管TPP最终协议签署尚需一年左右过渡期,但是TPP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已经显现,2015年美国对中国投资下降20%左右。2016年,TPP将通过影响我国利用外资进而间接影响货物贸易。
二、国内环境喜忧参半
2016年,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随着改革的全面推开,其红利不断释放,但经济运行中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不断显现,下行压力仍然较大,外贸发展面临的环境有喜有忧。
(一)外贸企业传统比较优势减弱
一是劳动力成本攀升。当前我国人均GDP已经达到8000美元左右,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劳动力工资以及相关福利相应得到明显提升。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初,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为6869元人民币,2013年人均年收入为28844元人民币,增长了320%。根据测算,我国就业人员工资年均增速达到10%以上,高于OECD国家平均工资增长水平。与此同时,国家注重民生改善,最低工资和基本福利待遇水平逐年提高,企业需要承担的职工“五险一金”等成本负担增加幅度较大。但是另一方面,周边国家印尼、缅甸、越南、泰国等劳动力成本均低于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国际市场竞争较为激烈,产品价格常年维持基本稳定。我国劳动力成本大幅上涨导致外贸企业利润空间严重压缩,传统的价格优势受到挑战。二是土地利用成本上涨。土地购买、租赁与厂房构建等成本是贸易企业从事生产、进行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支出。以“本年土地成交价款/本年土地购置面积=单位土地价格”计算,2003年底至2014年底,我国土地购置价格涨幅达到460%左右。在经济快速扩张的过程中,土地资源逐步成为稀缺的要素,企业的用地成本与租金成本显著提高。三是环境要素支持能力减弱。入世后,在出口快速扩张过程中,我国出口产品附加值相对较低,对外贸易发展主要依靠资源、能源、土地和环境等有形要素投入,相应造成了国内资源能源供给紧张、开采过度,生态环境遭到显著破坏,环境承载能力下降等问题。新常态理论提出,“从资源环境约束看,过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现在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这意味着对外贸易发展以及企业进出口行为,不能继续无视生态环境成本,推进清洁生产、加强预防、后端治理等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措施势在必行,这将导致产品生产的附加费用提高,价格优势降低,企业利润下降。
(二)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
汇率变动直接影响进出口商品的成本与收益,是对外贸易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为提高人民币中间价形成的市场化程度,扩大市场汇率的实际运行空间,更好地发挥汇率对外汇供求的调节作用,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完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2015年8月10日之后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指数和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下降,此后有效汇率指数保持震荡走势。人民币汇率弹性逐步增强,前期贬值对于出口的滞后作用将略有显现。但是2005年7月汇率改革至今,人民币进入长期单边升值通道,兑美元升值幅度超过30%左右。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测算,2005年7月以来,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累计升值55.5%。汇率升值对于外贸的长期影响仍然不容忽视。
(三)新型竞争优势逐步形成
虽然我国传统比较优势发生变化,但支撑贸易升级的新型优势正在逐步形成并显现。一是人力资本优势提升。近年来我国就业人员的受教育水平稳步提升,每年新成长劳动力中高校毕业生将近一半,特别是2005年后受益于高等教育普及化,就业人员受教育水平的提高速度进一步加快。同时,高端人才不断回流,2004年回国人员为2万多人,2008年增到5万人,2013年增加到34.5万人。二是产业基础与创新能力增强。我国产业体系日益完备,具有较强的产业配套能力,基础设施明显改善,科技创新日益深化,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相关产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外贸企业出口的综合优势将进一步增强。三是对外投资带来新的贸易机遇。金融危机后,我国大型企业积极开展海外资产并购、重组等活动,为开拓国际市场创造了良好机会。其中,对于美国、欧洲企业的并购,不仅获得了先进的技术、研发能力、国际品牌和国际销售渠道,而且对于企业提升现有技术能力,提高全球价值链位势具有重要意义。国家下一步稳步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充分发挥亚投行作用,有利于外贸企业开拓新兴市场,促进资本技术密集产业特别是制成品出口。
(四)稳定外贸调控政策发力
近两年,针对进出口的不利形势,国家出台了多项措施促进对外贸易稳增长,尤其是今年,国家推进区域通关一体化、实施“三互大通关”政策、加快特殊监管区域的整合优化改革、清理和规范进出口环节涉及企业的收费等政策落实与实施将不断优化外贸发展的环境,促进外贸稳定增长;在“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等战略的过程中,跨境电子商务、高速铁路等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这将为我国对外贸易企业提高竞争力提供新的契机;我国扩大开放的体制变革加快,出口基地产业集聚功能增强,专业市场开展对外贸易能力提升,都将为外贸增长提供竞争动力。
综上所述,世界经济增长仍然面临较大压力,全球贸易呈现趋势性放缓态势,国内劳动力、土地、环保等成本持续上升,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大幅升值,我国对外贸易出现减速换挡的阶段性变化,增长速度将逐步向全球贸易增速靠近。“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深化内地和港澳、大陆和台湾地区合作发展等重大举措。这些举措的贯彻落实有利于丰富新时期我国对外开放内涵,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预计我国对外贸易国际市场份额有望保持稳定,新兴比较优势有望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