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央行公布数据，截至2014年一季度末，中国外汇储备余额为3.95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这一规模占全世界外储总量的三分之一。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非洲访问期间提到：“比较多的外汇储备已经是我们很大的负担，因为它要变成本国的基础货币，会影响通货膨胀”。媒体专家普遍认为，未来我们外汇储备改革重心在于控制增量，优化存量，并提出一些具体建议：

一、控制增量

（一）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中广网”6月12日报道，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院长谭雅玲表示，外汇储备是与我国的宏观经济基本面、产业结构、行业结构以及整个市场的结构连接在一起的。我国经济若没有结构性的根本转变，市场的惯性就会继续存在。而外汇储备的增多就与我国一直延续的经济现状有非常重要的关联。“新华网”6月12日称，若要抑制中国外汇储备过快增长，离不开深层次的经济结构转型，从而减少对外贸的依赖程度，提高内需对经济的拉动力。《人民日报海外版》5月19日称，首先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以出口和投资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实现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如果经济增长依然依靠投资和出口，今后外储还得增加。

（二）进一步扩大进口，促进贸易收支平衡。《人民日报海外版》5月19日报道，在稳定出口的同时，扩大进口无疑是对外储消肿减负的一剂良方。首都经贸大学金融学院院长谢太峰建议，用外汇进口国内需要的资源类产品以及消费品，因国内物价比美国高，从美国等国家多进口产品时，一方面可以平抑国内物价，让国内货币回笼，另一方面也减轻了外储过多的负担。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2013年7月10日撰文建议，首先，要通过合理使用外汇储备来尽快建立全方位的要素资源的战略储备制度，尤其是人民币的交易条件改善和资源价格回落时，我们要抓住时机扩大进口。其次，政府要扶持企业进口外国有高技术含量的产品，通过学习和研发使得国内产业结构不断升级，要集中国家的资源让产品顺利地进入市场流通，还要加强和改善我国的集约化采购方式。在对外资进行干预和监管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建立起国家的进口战略，其中包括我们技术含量高的商品以及要关注国际要素市场的价格变化，从而加快那些对外依存的工业资源的进口步伐。这样，才能让我国外汇资源真正用到实处，才能避免金融市场的过度波动对我国外汇储备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南方日报》2013年5月21日称，对于中国需要同时又可以通过贸易渠道获得的高科技设备以及技术，应该加以鼓励实施进口，并给予关税优惠。建议加强对原材料资源性产品特别是战略性资源的进口，在合适的情况下中国可以适当地多进口一些储备起来。充足的原材料是产业发展的物质基础。增加进口的策略需要配套措施来获取产品定价权。目前，在国际商品市场，中国还缺乏足够话语权，中国因素常常被作为涨价的理由。作为国际商品市场的大买家，国家应该采取措施获取一定的定价权。中国不准备去欺行霸市，但作为大客户，至少要保证在国际贸易市场上能够得到平等的对待。

（三）加快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防范跨境资本双向流动冲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张茉楠5月26日在《中国经营报》撰文称，应加快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过程，取消资本项下直接投资和外债项下汇兑环节的管制，停止执行资本金外汇支付结汇制，实现外汇管理由直接管理向间接调控转变。但是开放资本账户必须可控、有序、谨慎，需要分清长期与短期资本，一个有效的方法就是征收托宾税，以避免短期资本大量流入和流出，特别是投机资本流动对中国金融市场可能带来的冲击。征收托宾税可以给中国带来三大好处：一是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二是保持相对稳定的汇率；三是可以开放资本账户、允许资本自由出入，这实际上是破解了国际金融理论中的“三元悖论”。《21世纪经济报道》3月5日报道，长江商学院副院长陈龙表示，目前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部分可兑换项目达到34项，占全部交易项目的85%，这个比率从表面上看并不算低，但实际上已经实现可兑换的项目仍然以审批为主，而且最重要的国际资本流动的项目都是高度管制的。受管制最大的方面是跨境个人资本流出、海外借款和境外资本投资国内证券市场。资本项目的开放程度受制于整个金融体系的改革程度。加快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措施包括以下四个步骤：在外资准入上，落实国民待遇原则，放宽金融机构外资持股比例的限制，并通过完善QFII与RQFII机制来放宽境外机构投资者对境内证券投资的限制；鼓励境内资金对外投资，包括增加投资机构的对外投资额度和鼓励民间投资者对外投资（例如启动个人港股直通车）；鼓励境内外机构在合适的条件下进行跨境融资；最后，应该从周边国家开始，推动人民币成为更广泛区域的交易和结算货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院长丁志杰2013年12月16日在《21世纪经济报道》撰文称，尽管有关政策在不断微调，但未显根本性改变。因此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重点是放松国内机构、企业和个人在境外持有、配置资产的限制，让私人部门替代国家成为海外投资主体。正如易纲所言：资本项目可兑换是对人民财产权的进一步保护和扩围。

（四）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张敬伟6月16日在《每日经济新闻》撰文称，加大汇率改革力度，扩大汇率波动幅度，完善市场化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既能堵住来自贸易伙伴的“悠悠众口”，亦是国内金融改革的配套举措。以内外两个市场的“两率”改革，方能消弭外汇储备过量的负担，实现外汇储备的效益最大化。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涂永红5月26日在《经济日报》撰文称，理论上讲，要解决国际热钱套利问题，治本之道有三：一是利率市场化，逐步取消信贷配给和利率管制，让市场资金供求决定利率，逐步缩小国内外利差。二是建立利率与汇率之间的有效联动，让利率平价基本成立，不给热钱留下无风险套利空间。三是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逐步开放股票、债券、商业票据、期货、私募基金、风险投资、保险、信托等市场，将流入中国的资本有序引入各个资金池，使其为实体经济服务，而非吹大股市楼市泡沫，制造金融安全隐患。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所世经室副主任陈建奇2013年11月8日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文建议，稳步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改变中央银行被动买卖外汇储备的行为，遏制外汇储备的增量波动。近年来中国顺差显著缩窄，人民币升值预期强度呈现减弱迹象，中国央行可以抓住时机稳步推进汇率机制市场化改革，尤其是注重以改革汇率中间价为突破口，增大汇率波动区间，逐步改变央行为维持汇率目标而被动干预汇率进而引发外汇储备波动的行为，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也有助于保障外汇储备规模增量不再上升。

（五）加强对跨境资金流动监测，继续打击热钱。

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陈启清1月7日在《中国经济时报》撰文建议，完善资本流动管理，建立资本流动监测体系，做到应统尽统；加强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监管，限制与实体经济严重脱离的金融衍生品的跨境交易。外债和资本流动的管理都要放在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之下来设计，要统一纳入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注重跨部门的监管协调。同时还要预留管理手段，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对资本流动采取临时性管理措施。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院长丁志杰2013年12月16日在《21世纪经济报道》撰文称，首先要加强跨境资本监测和预测以便及时发现风险；其次是针对性地设置一些抑制风险的措施，如建立境外融资主体的信用等级等资格，要求以便防止过度对外负债，对特定形式的跨境资本流动进行征税，以便抑制短期投机性资本流动等。《南方日报》2013年5月21日称，管理部门需要对投机人民币升值的热钱保持高度警惕，加强监管，完善金融市场秩序，堵住热钱通过虚假贸易、地下钱庄等流入国内的途径。考虑到热钱获利退出的快速性以及危害性，目前情况下，人民币的汇率改革要避免突然的大幅度升值，要平稳过渡。这样可以增加热钱的资金以及时间成本，逼迫热钱有序稳定地撤出中国市场。

二、优化存量

（一）创新拓宽外汇储备运用渠道和方式，提高外汇资源的使用效率。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张茉楠2013年11月4日撰文称，通过测算，我国的最优外汇储备规模在8000-10000亿美元左右，这部分外汇储备应保持较高的流动性，主要用于外债清偿、贸易逆差时的进口支付、应对汇率异动、应对国际国内经济和金融动荡等。而对于超过最优外汇储备部分，应在国家大战略主导下，为支持实体经济服务，并以战略性和盈利性为首要目标进行长期性、战略性或短期专业化投资。一是通过外汇投资产业基金和外汇委托贷款平台支持“走出去”。通过外汇投资产业基金，推动企业“走出去”进行各种直接投资或收购、兼并。二是设立外汇专项信贷和贸易基金。银行和企业需要大量外汇进行贸易融资，但常常由于没有资金，银行不得不将境外资产调回境内，导致外汇贷款远超过存款，外汇资产的贷款和存款比例严重不平衡。目前，银行贸易融资的年度收益率远远超过外汇储备资产的境外收益率，如果将部分外汇储备作为外汇信贷在银行间市场进行借贷，可以获得更好收益。三是用于满足部分国内外债需要。考虑到现阶段我国外汇储备巨额增加的同时，外债规模不断上升，尤其是短期外债余额大幅度增加，不如将部分外汇储备用来满足部分外债需要，但这部分外汇储备只能用于国外市场，避免用于国内市场而产生“二次结汇”问题。四是大力支持中国主权财富基金发展壮大。与全球主权财富基金的蓬勃发展相比，我国主权财富基金不但规模小，且只有中投一家，未来可研究设立新的主权财富基金，如建立主权养老基金、建立能源资源财富基金等等。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张茉楠2013年11月4日在《证券时报》撰文称，未来我们外汇储备改革重心在于“控制增量，优化存量”。在继续推动国际收支平衡、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及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同时，未来国家外汇储备经营管理应实现三大转变。一是由一个金融部门的技术性操作转向国家层面的战略性操作；二是由主要投向金融等虚拟资产转向为实体经济及战略转型服务；三是由单一层次、单一目标、单一主体向多层次、多目标、多主体的外汇管理体系转变。在对外汇储备实行分类管理和分层次管理上，新加坡是世界上非常成功的模板。在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政府投资公司和淡马锡控股公司组成了外汇储备管理的“金三角”。这三个机构之间既有非常明确的分工，又形成了互补。金融管理局主要负责固定收益类投资和外汇流动性的管理；政府投资公司专门负责外汇储备的长期管理，将所持外储投向包括股票、固定收益债券、货币基金、不动产以及其他投资项目；淡马锡控股公司主要利用外汇储备，投资国际上的金融和高科技产业。新加坡在外汇的分类管理中通过多元化、分散化的投资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数据显示，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管理的外汇储备扣除全球通货膨胀率后的年均实际收益率达到6%以上。因此，应从分流的角度探索和拓展外汇储备的使用，可根据不同的需求，将我国外汇储备划分为三个层次，即基础性外汇储备、战略性外汇储备以及收益性外汇储备，各个层次均对应不同目标和相应的规模，决策和管理主体也应适应多元化管理模式。《人民日报海外版》5月19日称，外储投资应打破重点投资美国国债的传统理念，实现投资多元化，比如可以做比较好的商业性和海外长期项目投资，甚至海外的房地产项目以及好的股票、比较安全的公司债。黄金是对冲美元贬值风险的最佳工具，在外储结构上，可以提高黄金的比重。特别是黄金价格下跌时，应抓紧时间以外汇购入。“新华网”6月12日报道，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副主任王永中表示，中国增加对外投资也需要把握节奏，不能操之过急，必须要与对外投资的能力建设相匹配。外汇储备多元化未必等同于投资国别的多元化，在美国等投资环境相对安全的国家，可以考虑涉足国债以外的其他较高收益率投资品；可以适度增加石油、天然气和设备进口，加快“藏汇于民”的步伐；也可以考虑在中投公司之外，设立几个投资定位有差别、以市场化模式运作的主权财富基金，引进投资专业人才，提高外汇储备投资的深度和效力；还可以考虑运用外汇储备增加在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机构中的话语权。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投资室主任张明2013年10月23日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称，一是在未来两三年内，中国政府外汇储备多元化的方向应是在美元资产内部的多元化，而非美元资产向其他币种资产的多元化。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可以适当减持美国国债，而显著增持美国蓝筹股股票以及房地产等实体资产。提出这一建议的原因，一是未来几年内美元可能保持强势，因此中国外汇资产应该继续配置强势币种计价资产；二是美联储退出量宽导致的长期利率上升，对债市（包括国债、机构债与公司债）的不利冲击，要显著高于对风险资产的不利冲击；三是未来为了进一步应对美国国债定期面临技术性违约风险的局面，建议中国央行可以适当买入美国国债的信用违约互换（CDS），或者买入美国标普500波动率指数（VIX）的看涨期权等资产进行对冲。其中逻辑在于，如果美国国债违约风险加大，那么无论CDS还是VIX指数都会相应上涨。“BWCHINESE中文网”2013年9月9日报道，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认为，受美联储开始削减量化宽松政策的影响，新兴市场正在遭遇资本流出。中国要提前判断资本市场有关金融产品的价格变化，逐步调整外汇储备的资产结构。美元对其他储备货币会有所升值，美国国债收益率会有所上升，短期国债的收益率尤甚，长期国债次之，因为首先退出的可能是美联储对国债尤其是短期国债的购买。这些变化一般是受美联储政策宣布或信号发布所影响，如果能够对大趋势有一定的判断，有可能在宣布效应发生之前提前布局，获得主动。具体分析，应该逐步减少持有美国短期国债，增加信用评级高的私人债券等国债券的替代产品。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所世经室副主任陈建奇2013年11月8日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文建议，中国迎来海外投资的黄金期，再加上目前贸易大国地位，未来亟待在国际经济规则拥有更高的话语权，通过外汇支持中国在国际治理平台的建设，成为当下乃至未来较长时期重要的战略决策。一方面，中国通过G20平台向IMF、世界银行注资等方式而推动治理机制改革，逐步提升在国际经济治理平台的话语权。另一方面，中国应重视“金砖”区域治理平台，考虑在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应急储备基金中承担比其他金砖国家更高的外汇储备注资，同时争取由中国人担任这些机构的领导人或者将某些机构设立在中国，以保障中国未来的话语权。“和讯外汇”2013年7月27日报道，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表示，外汇储备海外投资可以用于，一是寻求更多的能源资源的勘探权、开发权，来打破中国经济长远发展所面临的能源资源的瓶颈。二是国际并购，获取国外企业的科技资源和营销网络，提升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经营能力。三是海外加工贸易，带动我们的零部件原材料的出口。四是海外工程承包，带动我们的工程设备、建筑材料和劳务出口。并应重点投向那些愿意接受人民币作为投资货币的国家。兰格经济研究中心首席分析师陈克新2013年5月23日在《上海证券报》上撰文称，中国央行应逢低适度增持实物黄金，也为中国巨额外汇储备购买一份“保险”。首先是因为中国外汇储备中黄金占比太低，由此隐含很大风险。现阶段中国央行实物黄金储备不过1000多吨，外汇占比不到2%，远低于全球平均10%的水平，与美联储75%左右的占比更是相差悬殊。如此之低的黄金占比构成，主要集中于外国债券及现金，这就置于中国数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于险境，不能有效抵御通货膨胀所引发的贬值风险。事实上，这些年来中国外汇储备的实际价值已经损失不少，同等数量的外汇所能购买的贵金属与石油、矿石、橡胶等大宗商品数量与十年前相比大为减少。其次是中国央行增持实物黄金正面临一个较好的入市时机。近期金价反弹后再次大跌，基金在期货市场上的净多头持仓仍处于2007年以来的绝对低位附近，而黄金ETF基金大量流出，显示空头势力大增。如果美联储决定退出数量宽松，还会对于金价形成更大压制。为此目前国际投行及一些对冲基金仍看空金市，因此在期货市场上大举建立空单。央行增持黄金还要坚持现货市场与期货市场两个方面的同时购进，并以实盘为主。在这个过程中，不要惧怕国际投行的超级空单，金价越低越买。现今全球累计实物黄金量也就是17万吨，市价大约8万亿美元，即使其中四分之一运来中国，也不过耗费现有外汇储备的一半左右。总之，我们要通过数十年时间，将中国外汇储备中的实物黄金占比，逐步提高到合适水平，至少要达到全球平均水平。央行增持实物黄金，还要坚持双向并举，调动两个方面的积极性。一方面在国家层面加大国际市场中国黄金购买与进口力度，消化过量现金外汇；另一方面，将所购买黄金的相当部分出售给城乡居民，同时回收人民币外汇占款，减轻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如果央行将手中外汇现金与他国债券中的相当部分转换为实物黄金，将因此占据全球实物黄金储备的相当部分，为人民币国际化，成为世界储备货币，提高中国综合国力打下坚实基础。如果在此过程中，真的出现所谓黄金熊市10年，那也不必担心，因为这将显著降低中国黄金增持的成本。就国家战略层面来看，这也是合适的做法。

（二）进一步鼓励“藏汇于民”。《人民日报海外版》5月19日称，改变结售汇制度，“藏汇于民”也是分散庞大外储的一个好办法。目前人民币出现贬值，正是外汇流入企业和个人的一个时机。《中国证券报》2013年10月18日报道，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认为，藏汇于民是一个趋势。从外汇投资的角度来看，3万多亿美元储备放在国家外汇管理局，相当于由“一个公司”来投，而“藏汇于民”相当于好几十、好几万个主体来投。如果能够进一步放松对民间外汇资金用途的管制，解除投资和购买国外金融产品的限制，外汇将可以成为更加灵活的投资工具，民间持有意愿将会显著增强，进而政府承担的外汇储备管理压力缓解。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张茉楠2013年11月4日撰文称，多为“藏汇于民”创造有利条件，包括对外直接投资和购买国外股票、债券等金融产品，畅通民间外汇储备投资的多元化渠道。中国农业银行总行高级分析师何志成2013年11月1日在《环球》杂志撰文称，要实行“积极的鸡尾酒式外汇储备”战略。所谓积极，就是不能再被动地买入卖出，而是要主动地展示实力，积极巧妙地运用实力，逐步掌握全球主要国家债券市场的定价权。在维护全球金融市场稳定的前提下，积极地运用外汇储备，根据市场变化尤其是债务国的货币政策变化主动地高抛低吸。而这一战略的核心是“藏汇于民”，其客观基础是国家要将巨额外汇储备资产逐渐地转移到产权清晰，公私分明的企业和个人手中，实现民间外汇储备购买大于国家外汇储备规模的新格局。因此，“积极的鸡尾酒式外汇储备”战略必须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产权改革相配套。“新民网”2013年7月15日报道，暨南大学国际商学院副院长孙华妤认为，“藏汇于民”的前提是人民币必须停止升值趋势，这样外汇才能流入企业、个人手中。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2013年6月24日撰文称，在可预见的未来，改善对外资产结构最稳妥的办法还是在官方外汇储备绝对额继续增长的同时实现民间对外资产占比上升。不过平稳完成这种转变，保证副作用最小化，不宜继续刻意强调增加居民持有外汇资产，以免迫使他们头脑发热采取过于激进的措施，致使我们自己蒙受损失。

（三）用好外汇资源支持企业走出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涂永红5月26日在《经济日报》撰文称，推动对外投资、加快培育一批跨国集团，不仅能够获得高于国内投资的利润，还能掌握国际贸易定价权和指挥权。中国巨额外汇储备应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推手。一个可行的路径是，将一部分外汇储备注入银行或者投资基金，由银行向企业贷款，或者由投资基金通过资本市场向企业注资；鼓励企业自主选择到国外投资、并购，建立一批我国所需消费产品的生产基地和国际销售网络。诚如是，可达到“一石三鸟”的目的：降低外汇储备的存量，为外汇储备“消肿”；增加对外投资收益，获得高于国内的资金利用效率，增加新的收入来源；源源不断提供价廉物美的消费品，降低能耗和污染，缓解环保压力。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所世经室副主任陈建奇2013年11月8日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文建议，支持海外投资应成为化解存量的核心内容。2011年中国对外投资存量3659.8亿美元，仅占GDP的5%，若未来达到世界20%-30%的平均水平，那么对外投资未来十到二十年将增加3-5万亿美元以上，中国将成为世界上对外投资最大的国家。大量的海外投资需要规模巨大的外汇支持，如果不考虑未来企业创汇能力，那么当前的外汇储备还不足以满足未来企业海外投资需求，因而，必须重视外汇储备在新时期服务企业“走出去”的战略需求。《南方日报》2013年5月21日称，中国应当动用外汇储备增加对外投资。对外投资包括在海外建立工厂，建立研发机构以利用当地的人力资源，接近并且获取当地市场，以及掌握原材料或者资源性产品份额。以日本为例，作为原材料和资源缺乏型国家，日本企业对外投资，通过参股以及兼并掌握了大量的原材料，稳定了日本的经济发展。同样，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原材料以及能源的储备对保证中国经济安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外投资的主体应该是企业和个人，要避免大张旗鼓以主权基金的面目出现，这样可以减少价格不必要的过度反应或者政治干扰。对参与海外投资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和内部监控机制要做好相应的调整。随着中国海外利益的扩大，国家维护和保护本国海外利益的能力要加强。这也是我们海外投资目的地选取的一个考量。《经济日报》4月17日报道，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建议，下一步要减少对于“走出去”的行政审批，尤其是对私营企业的审批。“让那些发现了机会的企业，能更方便地进行对外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