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发达国家经验看，“十三五”时期我国总体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经济增速将显著放缓，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势在必行，迫切需要为经济发展寻找“新引擎”。“十三五”时期，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复杂多变，不确定性很大，全面深化改革面临较大的体制机制阻力，创新体制和创新氛围尚需进一步完善，能源资源保障难度不断加大。这些都要求我们通过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构建现代市场体系，加强对创新驱动的整体规划和综合协调，进一步推进资源来源多元化来解决。

一、“十三五”时期我国所处的发展环境分析

从国际而言，尚未出现像互联网那样能拉动经济进入长增长周期的重大科技创新，全球经济仍然处于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仍将处于恢复性增长期。从国内而言，由于出口及房地产的下滑，“十三五”时期经济增速放慢已经成为共识，只有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实施创新驱动、优化经济结构、推进城镇化来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转型发展、提质增效将成为“十三五”时期的主旋律、主基调。

1、世界经济仍将继续处于调整期。从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看，历史上三次经济（金融）危机之后都出现新技术和新产业的崛起，创造了经济的繁荣，但过程都比较漫长。熊彼特（J.A.Shumpeter）在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与三次产业革命中的技术创新之间进行比较研究后，总结提出了创新―长波理论：技术创新是决定资本主义经济实现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周期过程的主要因素。在资源稀缺的约束条件下，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技术进步则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动力。事实上，美国由第四次产业革命（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产业）带来的实体经济高速发展在2000年就已经结束，纳斯达克崩溃的实质是信息产业带来的实体经济发展已经走到尽头；但美国经济还是在2000年到2007年经历了整整近7年的扩张，而这7年的扩张完全是由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刺激，华尔街投行们对虚拟经济挖空心思的创新来推动的。而2008年金融泡沫破灭后，目前尚未出现像互联网那样能拉动经济进入长增长周期的重大科技创新，依靠虚拟经济毕竟不能长期支撑经济的快速增长，因而未来几年世界经济难以继续前几年的快速增长。

2、内需替代外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长期以来，受各种因素影响，我国经济外向型特征明显，尤其是2003年加入WTO后，我国外贸依存度持续上升。2008年次贷危机在很大程度上为美国“消费过剩”危机，对应的是中国的“生产过剩”困境。此前，美国失衡的经济结构之所以能够维持20年，主要就是以中国为代表的生产过剩对冲了美国的消费过剩。次贷危机使得美国消费能力下降，给中国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表现为出口需求的减少，一旦出口这一动力消失，其给我国GDP直接带来的就有1-2个百分点的损失。如果再加上外需减少对投资和消费的间接影响，经济增长下滑的速度将更巨大。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不仅是美国，而且是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经济都难以出现实质性复苏，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将逐步升级。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加速国内的经济调整，把经济发展重心转到刺激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方面。而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不断提高，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已经属于国际公认的富裕型消费结构，为扩大消费提供了物质支撑。从人均国民总收入看，我国正处于从世界上中等收入水平向高收入水平过渡阶段，预计到2020年，有2/5左右的人口进入高收入阶段。

3、创新驱动下的转型发展将成为主旋律。经过多年经济高速增长，我国原先依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这一方面是因为资源环境约束进一步增强，资源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环境污染形势严峻；另一方面也因为出口需求下降导致产能过剩不断加剧。在这种情况下，经济转型发展将势在必行，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创新将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最新数据显示，包括技术变革和其他商业流程改进的“多元素劳动生产率”占劳动生产率提高因素的45%。当有新的主导技术革命出现时，经济才会逐步走出危机，开始回升。世界经济的潮落潮起，经济霸主的更迭沉浮，都与技术革命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互联网+、政策扶持、市场倒逼等因素驱动下，未来我国产业结构也将进一步优化升级，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将逐步成长为主导产业，工业内部也将出现剧烈变化，高耗能、高排放、低效益制造业将进一步淘汰，而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低消耗的高端制造业将迎来产业发展的黄金时期。

4、城镇化继续深入推进，为经济增长提供强大动力。世界各国城镇化发展经验和理论研究均表明，城镇化可以有效拉动经济增长，这不仅体现在城镇化带来的道路、通信、医院、房屋等基础设施投资需求方面，更主要的是，城镇化具有促进消费的积极效应，城乡之间在劳动生产率、居民收人上的差异使得农村人口向生产率、工资水平高的城市转移，这种趋势会扩大整个社会的需求水平。研究表明，城市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城镇居民人均年消费支出将增加2.0083%。改革开放后中国经历令人瞩目的快速城镇化，城镇化水平年均提高1.02个百分点，城镇人口和城镇数量大幅度增加。目前，国家有关部门在多个场合表示，未来将继续大力推进城镇化，到2020年，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十三五”时期，中国城镇化依然具有较大发展空间，为经济增长提供强大动力。

二、“十三五”时期我国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十三五”时期，总体而言我国可能面临比“十二五”更为复杂的环境，不确定性明显增多，机遇和挑战并存，总体而言，“十三五”时期面临的挑战主要表现在：

1、外部环境复杂多变，不确定性较大。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开始奉行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对中国的全方位抑制政策，与此同时，全球发展不平衡加剧，金融危机对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带来很大冲击，引发全球地缘政治、增长方式、供需关系、治理结构的深刻调整变化。全球面临局部冲突、恐怖威胁、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以及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方面的严峻挑战，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不安全性进一步增加，我国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严峻复杂。一方面，中国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国际地位加速上升，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活动中的话语权也随之提升；另一方面，因为经济对外依存度的不断提高，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也将面对外部不确定性的巨大挑战，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对外投资乃至国内经济发展都会面临来自外部的巨大压力。

2、全面深化改革面临较大的体制机制阻力。本届政府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抓手之一，提出简政放权、鼓励民间资本发展、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然而，应当看到，这些措施在实施中面临传统体制机制的强大阻力，如果不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突破体制机制阻力，这些改革措施很可能难以落实到位，起不到应有的作用。比如，我国城镇化与消费的关系并不明显，甚至呈现负相关，城镇化没有对消费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研究发现，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相关体制改革如户籍、社保、土地流转等没有同步跟上城镇化步伐，导致大量农民工由于体制原因不能真正融入城市，人口城镇化进程远远滞后于土地城镇化进程。再比如，目前中央大力推动新能源发展，然而，我国新能源依然存在电网接入困难、弃风弃光严重、比重偏低等问题，究其背后原因依然是体制机制问题，如我国新能源产业的战略定位尚未以法律的形式加以明确，新能源产业市场环境建设滞后，全额保障性收购制度难落实，各方利益协调机制不畅，新能源技术进步和金融保险服务体系创新动力不足等一系列问题仍制约新能源行业健康发展。

3、创新体制和创新氛围尚需进一步完善。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这就需要我们大力推进技术创新，形成激励创新、支持科技进步的社会环境和氛围。然而，我国传统创新体制严重制约企业创新动力。“创新是找死，不创新是等死”，固然有多方面原因，但缺乏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政府有形之手干预过多却是主要原因，特别是在企业的自主创新与传统体制和传统利益有所冲突的时候。在传统科研体制下，自主创新的主体是科研院所，依赖于举国体制下的大量投入和集体攻关，自主创新总是在政府规划与掌控之下，这种努力集中于特定领域时或许奏效，但由于责、权、利不对称，这种模式很容易滋生腐败、造假、低效率等问题。目前，知识产权保护缺位已成为中国企业自主创新的巨大障碍，有创新，无保护，结果必然是扼杀创新，打击创新者的积极性。科技成果转化不足、“重成果，轻应用”也严重制约企业创新能力提高。国家对于科研的扶持投入，相关政策亟待落实，如果落实不好有可能演变成新一轮敛钱、分钱行为，甚至出现腐败和黑洞。自主创新的技术是否先进适用，是否能有效地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应由市场来评价，而不应由有关部门和个人说了算。

4、能源资源保障难度不断加大。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对能源资源的消耗量不断上升，加上我国原本就是一个能源资源较为匮乏的国家，因而能源资源的供需缺口不断加大，能源资源对外依存度不断攀升，目前五大矿产的对外依存度都超过了50%。我国能源资源过高的对外依存度，不仅会给我国带来政治风险也危及到我国的经济安全，必须受到重视。许多资源在世界各国的分布很不均衡，少数几个国家拥有世界较大份额的资源，资源的垄断导致市场规则失灵，这些关键自然资源的获得，很大程度上并不由国际贸易规则支配，供给非常不稳定。如对我国发展核电核能工业至关重要的铀矿，其82%的储量由澳大利亚、哈萨克斯坦和加拿大三国所有。我国许多大宗矿产进口需要依靠海运，而在目前地缘政治不稳、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国家间政治经济利益博弈、全球矿产资源竞争加剧的局面下，海上运输困难和风险显著加剧。如我国进口石油的一半以上来自动荡不安的中东地区，大约4/5的海上石油运输要经过马六甲海峡，一旦受阻，石油安全将受到严重威胁。当前，国际上争夺战略资源的斗争日趋激烈，我国资源运输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三、未雨绸缪，提前做好应对挑战的政策储备

“十三五”时期我国所处的历史环境将比以往更为复杂多变，既有老问题，又有新挑战，这就要求我们未雨绸缪，提前做好政策储备，适时启动新引擎，扫除影响新引擎发挥功效的体制机制障碍，保持经济持续平稳发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1、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构建现代市场体系。市场体系是决定资源配置效率的基础性制度，必须全面推进各项改革，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必须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推进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电信等领域价格改革，放开竞争性环节价格。政府定价范围主要限定在重要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提高透明度，接受社会监督。

2、破除体制障碍，更好发挥城镇化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要解决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城市面积扩张过快、社会保障体系滞后和农民工市民化等问题，更好地发挥城镇化对消费的积极拉动作用，必须大力破除现有体制机制障碍，在重点领域、关键环节上形成突破和进展，进而带动全局。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鼓励离乡进城的农民将原承包的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把土地转让金的部分或全部交于社会保障机构，以“土地”换“保障”。此外，我们还要在与户籍相挂钩的民政、教育、就业、劳动保障、医疗卫生、计划生育等制度方面加快配套改革，剥离在户籍上附加的各种利益，大力推进城乡、区域间公共服务均等化，从而为全面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创造有利条件。

3、政府应加强对创新驱动的整体规划和综合协调。尽管目前国家大力推动创新驱动战略，各地热情也很高，可在发展规划以及实施方案上，却并没有做好必要的准备，产业配套、政务环境、商务环境、法制环境、人文环境等都与实施创新战略的要求有较大差距。政府应在全社会营造一种人人参与创新、关心创新、保护创新、支持创新的氛围，大力倡导鼓励创新、宽容失败、脚踏实地、不骄不躁的创新风尚。中央和各地政府要结合“十三五”规划的制定，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规划的重要内容，研究确定提高产业、地区自主创新能力的目标、重点、实现途径和具体政策措施，强化对创新能力建设的引导。

4、进一步推进资源来源多元化，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资源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目前我国资源来源过于集中，为规避主要资源国家政治经济波动带来的风险，我国应在保持现有资源进口市场的基础上，大力开拓新的资源进口市场，走市场多元化道路，进一步分散风险。加快资源生产和利用方式的变革，提高资源使用和利用效率，加快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的市场化改革进程，将低成本使用资源的鼓励政策改为高成本使用能源的约束政策，对排污坚决收费。对高耗能、高污染新建项目，要从能源、水资源消耗以及土地、环保方面实行更为严格的产业准入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