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对我国“扩中”的启示

来源:经济预测部   作者:张晓兰   时间:2017-07-26

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城乡居民收入倍增”的十年计划,2016516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再次强调,“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是转方式调结构的必然要求,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该计划与日本20世纪60年代实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有诸多相似之处。日本政府为了摆脱产能过剩、内需不足、收入差距悬殊以及失业率高等一系列问题,在1961年实施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现了缩小各阶层收入差距、促进“农民工”转型、促使经济快速发展等目标。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成功实施,对我国实现国民收入翻番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目标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主要内容及措施

196012月,日本池田内阁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该计划的主要目标是实现“10年内国民生产总值及人均国民收入增长1倍”,以达到“大幅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实现完全就业,缩小农业与非农业之间、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地域之间等收入上存在的差距,促使国民经济和居民生活得到均衡发展”的目的。具体有以下措施:

1、加大公共投资力度,鼓励民间企业增加投资

为了改善产业结构,日本政府每年都会对社会资本进行扩容,尤其是在铁路、公路、港口等公共交通方面以及通信、工业和农林水产等现代化方面。从实际投资情况看,1973年日本政府投资于建筑工程和公共事业方面的资金分别为1960年的7.84倍和9.43倍。同时,据有关数据显示:日本政府投入的公共事业费用从1955年的1410亿日元增加至1973年的25604亿日元,增加了8倍之多。而且,公共事业方面的预算也从总财政比例的13.9%提升至17.3%。另外,日本还鼓励企业等民间组织加大设备投资,期间制定了企业减税,缩短生产设备的折旧年限等方法,民间企业在设备方面的投资也从1960年的31760亿日元提高到1963年的46702亿日元。在此期间,日本政府还加大了对外国资本在日本投资的控制力度,使得国内的大量储蓄资本能够有效地转化为投资,带动了国内经济的循环发展。

2、提高中低阶层劳动者收入,促使国民收入向居民倾斜

日本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重新构建了政府、企业、居民三者之间的利益合理分配机制,并理顺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尤其是非常重视提高中低阶层劳动者的收入,包括农民、工人等,既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又提高了广大人民的需求能力。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后,日本的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劳动者报酬率)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后的工业化进程中后期,劳动者报酬比维持在45%左右的较高水平,处于当时OECD国家的前列,奠定了日本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比较稳定的格局,也为提高国民收入、建设和谐社会、缩小收入差距打下良好基础。

3、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着力发挥保障福利机能

在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过程中,日本政府注重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1961年实施《国民年金法》,这部法律保障的对象不仅包括被雇佣者,还包括自营业者等其他民众,实现了全民保险。而后,又相继实施了《儿童福利法》、《身体障碍者福利法》、《社会保障法》、《老人福利法》等,维持了最低收入者的生活,发挥了保障福利的机能,也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实现创造了有利条件。总体来说,在倍增计划实施的10年间,政府社会保障支出每年增长18%,且社会保障支出占GDP比重自1961年执行计划以来,迅猛上升的态势与计划执行之前的低水平增长甚至出现下降的趋势形成了较明显的对比,这足以说明了当时的政府为民生所做出的努力。

二、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实施效果及负面效应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后,日本国内出现了一场消费者革命,不仅实现了国民收入的快速增长,而且避免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成为日本经济起飞的基础和转折点。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1、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收入分配格局得到改善

1961-1970年的10年间,工人工资收入与GDP呈对等上升趋势,普通居民的收入翻了一番,人均实际收入增加了1.4倍,失业率则保持在1.1%-1.3%的低水平。同时,由于一系列政策的实施,日本的收入分配格局得到了很大改善,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不断提升,从1961年的49.3%提升至1971年的60.2%,而且日本政府较好地协调了各经济主体的利益分配问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得以提高。

2、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了“国民收入倍增”

日本政府通过吸纳各方学者的意见和听取来自企业界的声音,从经济学基本原理出发,提出在劳动生产率翻番的情况下实现“国民收入倍增”。事实上,这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目标,促使企业加大自主研发的力度、培育自主创新能力,实现粗放式向集约式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员工收入。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方面,通过大幅提高农业产量和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3、激发国内需求的释放,形成以中产阶层为主的格局

日本政府为了在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扩大有效需求,一是在增加国民收入的过程中缩小收入差距,日本政府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先后制定和执行了《欠发达地区工业开发促进法》、《新产业城市建设促进法》等法律,并通过金融和财政政策的实施,促进不发达地区的工业开发,缩小城乡和地区间的差距。二是在增加国民收入时更注重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除直接增加农民收入和对农民的补贴外,还通过推进城市化以提高农村迁移者的收入水平,进而提高了社会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

4、提高居民社会福利,完善了社会保障制度

日本在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过程中,始终贯穿经济增长和社会保障平衡发展的原则,以提高社会福利和充实社会保障制度为目标。一是在居民收入分配的初次分配阶段强化实施了最低工资制度;二是加强了对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扶持力度,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拨款占国民收入的比率从1961年的4.8%提高至1970年的6.1%。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实施及完善国民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以及年金制度等,并把防止贫困作为核心课题,推进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福利制度等一系列举措。

此外,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实施过程中也产生了诸多问题,并对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表现为:该计划的实施导致了工农业生产率差异较大、通货膨胀严重、大都市人口过密、环境公害等负面效应。这些问题为日本社会留下了很多经济发展的后遗症,并为90年代泡沫经济的崩溃埋下了祸根。

三、从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看中国收入分配的调整

在我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面对收人分配问题的困境,我们应借鉴日本的经验,从实情出发实施中国式的“收人倍增计划”。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努力实现居民收入水平与经济发展相协调,进而提高全体居民的生活水平和消费能力。

1、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关键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

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目标的方针政策,迫使日本企业必须放弃当时实行的粗放式生产经营方式。一方面通过技术引进、依靠科技进步、加大自主研发的力度等方式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有助于日本企业改变粗放式增长模式、加强其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在提高了其综合竞争力后,日本企业致力于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和各种福利待遇,从而激励了员工对企业的贡献度,培养了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这既有利于确保企业的人才优势,又有利于进一步提高企业以自主创新为核心的竞争力,是符合企业和劳动者双方利益的最优选择。因此,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样也是实施中国式“居民收入倍增计划”的重要路径之一。

2、以中等收入阶层作为发展的核心阶层

一个优质成熟的国家经济形态应该是中产阶级数量占大多数的结构,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目前来看基本都满足这一规律,而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都应该只是一小部分人的特征。但是在中国,中产阶级目前还只是小部分人的代名词,更多的人依旧集中在较低的收入水平以内。大力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使其尽早的成为新型的中产阶级,这不但有利于缩小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中产阶级从少到多的过程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劳动低收入群体晋升为中产阶级的过程,这一过程涉及农民工转型、解决城镇失业人口、扩大农民收入等多方面的问题,与我国目前的政策方针是一致的。

3、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当前我国收入分配结构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表现为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且持续下降的状况,这意味着在我国经济建设中广大劳动者未能合理分享到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人民未能享受到经济增长的红利,劳动报酬与资本收益出现了失衡的状况。同时,居民的收入增长长期低于同期经济增长速度导致社会消费水平降低,反过来又制约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状况。这些问题也是20世纪60年代日本社会所存在的问题。我国可借鉴日本的成功经验,尽快提高劳动者报酬和居民收人在国民收入所占的比重,遵循合理、公平、分享的收人分配原则,通过增加劳动报酬在GDP的比重等制度来调整收人分配的格局,在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前提下实现“国民增收”与“经济增长”的同步发展。

4、发展重心应向“富民”的社会保障制度转变

日本在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过程中,始终贯穿经济增长和社会保障平衡发展的原则,以提高社会福利和充实社会保障制度为目标。随着经济的加速发展,日本政府加强了对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支持力度,加大了以国民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的实施及改善、年金制度的体系化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并将防止贫困作为社会保障的中心课题,推进了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福利制度的进一步提高。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政府虽然在加大社保资金的投放力度、提高社保的覆盖面和保障标准上作了一定程度的努力,但仍存在社保资金庞大的供需缺口以及整体不均衡等诸多问题。我国政府对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的支持和投人力度与经济发展相似阶段的日本社会差距较大,因此有必要借鉴日本由注重“强国”转向“富民”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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