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下中国的三次产业转型

来源:经济预测部   作者:陈彬   时间:2017-03-24

以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各行业的深度融合和跨界融合,是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内容。“互联网+”将通过结构优化、业态优化和市场优化,向产业服务化方向调整,推动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互联网+农业”以服务化带动产业化,以产业化促进服务化,将农业现代化提升到新水平;制造业服务化是“互联网+制造”的重要方向,“中国制造2025”则是“互联网+制造”重要基础;而“互联网+服务”将支撑服务业以激活增值服务。

一、“互联网+农业”将促进农业产业化与服务化深度融合

以服务化带动产业化,以产业化促进服务化,实现融合发展。农业产业化的本质是“工业化+农业”,“互联网+农业”的本质是“信息化+农业”。基于信息化驱动农业现代化这一定位,结合农业产业化,中国“互联网+农业”之路,应是工业化与信息化两次现代化的统一。相对于农业产业化,这意味着现代化的提速,要把发动机马力提高到“工业化还有五年就要基本完成”之后新动力系统上来,否则全局都按信息化的马力带动,但农业还按工业化的马力带动,农业就会拖全局的后腿。信息化驱动,就是指要加上一匹马力更强的发动机,让信息化与工业化两台发动机一起拉动农业。

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率,服务化要比产业化效率更高,比产业化马力更强。服务化不完全等于电子商务化,但它首先是电子商务化。电子商务不只是做小买卖,而是要解决新的商业基础设施问题。具体说,要把农业从依靠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第一代思路,“要想富先修路”的第二代思路,转向电子商务平台等服务基础设施的第三代思路。

新商业基础设施在农业中的普及与应用,使得信息逐渐成为与土地、资本和劳动力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核心生产要素,形成分布式协同特征的信息生产力,优化重构传统的农业生产与流通关系。信息生产力融入现代农业技术并进行集成化组装,进而释放出信息经济下农业升级的巨大能量。

以市场机制的农业服务业的发展进一步提升农业位势,以机制保障农民增收。产业化是中国制造时代的农业发展思路,以一产的二产化来推进现代化无疑是十分必要而且完全可行的。但在中国经济急剧向服务化升级的新形势下,需要以农业服务化的发展以及一产的三产化,进一步提升农业在整体经济中位势,推进现代农业发展。

如果我们没有足够强大的服务业,我们就不可能有更好更优的增长方式,我们也就无从谈什么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之间必须经历一个中国服务,因为服务是专业化分工的结果,所有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化都离不开专业服务。在产业化机制下,我国农业形成了自上而下的服务体系。从这种服务体系建设向服务业发展,是向市场经济的惊险一跃。服务化不同于服务体系之处,首先在于它是完全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发育形成的,有助于与政府主导的服务体系形成互补,共同发挥社会服务作用;其次,网络本身配置资源的作用不亚于实体市场,它可以比实体市场更精准地、一对一地在分散的农村空间配置资源,这是农业向信息经济的伟大一跃。信息经济全面发展,不可能单把农业落在后面,离开“互联网+农业”,信息经济无法全面发展。

由电子商务带动或驱动下的农业服务业的发展,将形成三类服务业态,一是农业电子商务服务交易服务;二是农业电子商务支撑服务,指的是几乎所有电子商务交易都会用到的基础的电子商务服务,像物流快递、网上支付、云计算等公共服务。值得注意的是,支撑服务或平台服务,是中国相对于世界各国的竞争优势所在,中国农业一旦与世界级的商务引擎结合,将产生巨大能量。这一能量不亚于整个农业产业化的能量;三是农业电子商务衍生服务,特指基于平台上的应用服务,包括交易之外的其他产业链、价值链上的增值服务。值得注意的是,农业商务衍生服务是农民成为增收主体的关键。通过免费的支撑平台,服务于以农民为增收主体的衍生服务,这是克服产业化中公司与农户利益矛盾的根本解决之道。在农业之外,“互联网+”还可以为农民从事二产、三产提供有力的服务保障,促进农村城镇化与城乡一体化的发展。

通过服务化实现农业转型、效能提升和质量提高。服务化不同于服务业,是指以服务业的生产方式搞农业,以信息化的方式搞农业,是家庭经营与产业化矛盾在更高层次上的扬弃。服务业或信息化的生产方式,在于将定制(家庭经营方式)与大规模(产业化经营方式)有机结合为一体(大规模定制)。

二、“互联网+制造”将推动制造业服务化方向发展

“中国制造2025”与德国的工业4.0、美国的工业互联网代表了下一步制造业与互联网结合的世界性趋势。其中,“中国制造2025”对于推动中国制造由大变强,使中国制造包含更多中国创造元素,促进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向中高端水平迈进,具有重要意义。互联网将帮助中国推进智能制造,提高工艺水平和产品质量,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带动高附加值的新业态的发育,提升制造业层次和核心竞争力。

把中国正在推进的“互联网+制造”,当作工业4.0或工业互联网是不准确的。德国和美国提出工业4.0或工业互联网,除了顺应发展潮流和普遍规律外,还有与中国竞争的意思。中国可以借鉴其中的普遍规律,但如果照搬德国、美国针对中国的扬长避短之策,势必造成中国的扬短避长。所以中国必须独立思考,在遵循“互联网+制造”共同规律的同时,扬长避短,才能寻机超车。

乌尔里希·森德勒在《工业4.0》一书中认为,工业4.0实质是为了“控制工业的复杂性”。他指出,“近几十年里,技术开发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产品乃至系统无限增加的复杂性”,“产品的开发和制造所必需的程序的复杂性也在不断增加。传统的方法、手段和结构不足以稳定地控制这种复杂性”。例如,德国工业界认为,如何解决多样性价值和复杂性成本之间的矛盾,已成为当今汽车制造商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森德勒认为,“复杂的、智能的、网络化的技术体系强迫人们找到新的商业模式,而对策则是把现在的手持设备操作的简单性尽可能多地转移到工业开发和生产的过程及产品上去”。这通常被称为“简单的复杂”,是理解工业4.0、工业互联网和“中国制造2025”的关键。

“互联网+制造”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多样性价值和复杂性成本这对“收益——成本”矛盾。相形之下,智能化、服务化已经具体了,只是上述逻辑的派生。智能化是指从技术角度(人与自然关系角度)提高多样性价值和降低复杂性的成本,服务化是指从商业角度(人与人关系角度)提高多样性价值和降低复杂性的成本。中、德、美“互联网+制造”的不同在于:德国的优势在制造业的中间环节,美国的优势在技术创新,中国的优势在市场创新。德国工业4.0针对中国的一面在于,他们认识到,德国工业正是由于存在以嵌入式软件技术形式固化的复杂性中间增值环节,才没像美国制造业那样被中国掏空。因此他们加强以软件固化多样性价值这一增值点,进一步改进方向是引入移动智能的化简、降低成本,实现“简单的复杂”,防止被中国人追上。美国搞工业互联网,与德国相反,是在总结与中国竞争教训,也认为不能把制造业搞得太简单同质化,要发挥技术创新这一相对中国的比较优势,占据制造业的上游,利用自动化制造“新硬件”。“工业互联网”立论不像“工业4.0”那么稳,弱点在它与就业脱节,招致更强调就业的“新工业革命”(创客)理论与之竞争,二者真正的共识在强调技术创新上。

中国的“互联网+制造”,一方面要补自己的短板,这就是通过“中国制造2025”,强调智能化――分别加强工业技术和信息技术,并强调相互融合,分别去追德国、美国所长;另一方面还要发挥自己的所长,这就是背靠巨大市场的比较优势,在市场创新上寻求超越德、美,获得“互联网+制造”的主动权。

中国的“互联网+制造”要加强服务化环节的创新驱动,寻求弯道超车。中国通过“互联网+”行动计划来加大力度,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从表面上看,这说的是技术;但仔细阅读政府工作报告之后,它说的实际是新业态。发展新业态属于市场创新,它要由技术与商业两方面配合来实现。技术与商业结合得好,中国就会发挥出相对德国、美国的优势。

三、“互联网+服务”将强化现代支撑服务业以激活增值服务

以互联网思维发展服务业,一方面要重点发展支撑服务业,为支撑服务营造良好政策环境;另一方面,要在支撑服务业基础上,刺激多样性的发展,发育高附加值的增值业态。作为现代服务业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和先导部队,互联网的服务业的升级可以说是整个中国服务业升级的一个风向标。互联网促进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其中以平台化、生态化为特色的电子商务支撑服务业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深刻改变了流通业的面貌,改变了中小企业发展的商业环境。

互联网服务业态上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基础平台与增值应用的分离。“互联网+服务”在所到之处,势必将这种业态带入服务业中的各个子行业,包括互联网金融、互联网交通、互联网医疗等等,在现有的传统服务业基础业务业态上,长于基于数据业务的增值业务业态来。基础平台与增值应用的分离,相当于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分离,是服务业内部支撑服务业与应用服务业的业态分离。

这种分离对业态的创新在于:第一,实现重资本与轻资产的分离,为多样性增值创造轻资产运作的条件,有效降低了创造多样性价值的复杂性成本。“互联网+”带来的一个重大改变是通过提高知识形态的虚拟资产在资本中的比重,将服务业固定成本的构成,从现有由物质投入为主,转向无形投入为主。由于这些无形资产可以零成本复制,使得增值应用的提供者不必重复构建固定成本,而在“以租代买”的商业模式下,只需要自身的边际投入(如创造性劳动),就可用轻资产运作方式创造多样性价值,从而有效降低了多样性价值的复杂性成本。这与工业4.0的原理异曲同工。

第二,促进了服务业“大”生产与“小”生产的有效社会分工。基础平台相当于大规模制造的“大”生产,增值应用是个性化定制的“小”生产。在“大”生产方面,支撑服务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支撑服务业肯定都是生产性服务业,但生产性服务业不一定是支撑服务业。因为支撑服务业必须是以平台形式(社会化大生产方式)提供生产性服务,而不靠平台的倍增放大作用直接提供人工形式(小生产方式)服务的只能算生产性服务中的简单再生产。中国与欧洲发展电子商务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欧洲各方面条件都比中国好,但电子商务发展不如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有阿里巴巴等一批上市平台,相当于服务业中的“重工业”;而欧洲只有应用,没有大平台,就好比搞工业但只有轻工业没有重工业,因此搞成了服务的简单再生产,没有起到对APP多样性价值的倍增放大作用。

“互联网+服务”,最核心的就是要解决在世界级平台的支撑下发展服务的问题,把中国的服务业,从整体的小生产状态,提升到世界级水平的社会化大生产的水平之上。在“小”生产方面,思路应是在大生产的水平上,倒过来发展“小”生产——即个性化的、定制的多样性增值服务。传统服务业的问题在于,人工服务虽然增值性强但成本过高,其实质是多样性价值与复杂性成本相互冲突。“互联网+”利用平台化解了复杂性成本,通过分离固定成本与边际成本,复制前者,分享给后者,从而战略性地解决服务业的高附加值如何以利润高于成本的方式稳定下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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