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溯源和重点任务

来源:经济预测部   作者:胡祖铨   时间:2017-02-2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把握、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和重大实践创新,是今后五年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工作的重要着力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历史样本可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的英、美两国应对经济滞胀时的一系列政策集合。本文重点介绍了供给学派的主要主张及历史评价,在此基础上指出我国供给体系和结构存在的问题以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

一、滞胀与供给学派

一般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溯源是20世纪80年代在英国、美国等国家为应对经济滞胀困局而实施的经济政策集合,尤其以美国的供给学派著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主义长期主导着英国、美国等西方主要国家的经济政策制定,主要国家也经历了长达20多年的经济高涨时期。但是进入到20世纪70年代后,主要国家开始出现滞胀现象。所谓滞胀,是指生产停滞和通货膨胀长期并存的现象,这种现象难以用主流的凯恩斯主义理论来解释,也未曾在过往的经济发展史中出现过。20世纪70年代以前,西方经济理论和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史都表明,生产停滞和通货膨胀通常是不会同时发生的,更不会长期并存。但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特别是1973-1975年世界经济危机发生后,发达国家却普遍出现了经济增长率显著下降、失业状况恶化与通货膨胀加剧等情况长期并存的局面,生产停滞与物价上涨奇怪地结合在一起。经济学家为了解释和研究这种奇怪的现象,概括为经济的滞胀。以英国、美国为例,英国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通货膨胀率极度严重,同时经济增长停滞甚至倒退,失业率高达两位数。美国经济的滞胀是从197312月爆发的经济危机开始的,到1982年经济开始复苏为止,持续长达10年之久。

当经济实践不能为现有经济理论充分解释时,便产生了经济理论进一步创新完善的内在动力。供给学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供给学派偏重经济政策,可以视为一系列政策主张的集合。主要代表人物有拉弗和万尼斯基,前者是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商学研究院的教授,与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关系密切,担任过总统经济政策顾问委员会成员,后者是《华尔街日报》的副主编,在宣传和传播供给学派的理论主张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供给学派的主要主张及历史评价

供给学派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盛行于20世纪80年代,强调经济的供给方面,认为需求会自动适应供给的变化。供给学派可以归纳为两个核心、六个观点。两个核心分别是强调减税和减少政府管制,六个主要观点分别是:

一是思想传承于萨伊,认为供给会创造需求,而不是需求创造供给。正如萨伊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概论》中表述的:“生产会创造对产品的需求”,或者“一种产品一旦被创造出来,就会立即提供一个刚好等于该产品全部自身价值的对于其它产品的市场”。

二是在学术上建树不多,代表性人物缺乏重量级经济学家。供给学派起源于媒体和新闻记者,较少得到职业经济学家的支持。罗伯特·蒙代尔(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以及费尔德斯坦(新公共财政理论的创始人)都只是基于强调生产面的理论而部分赞同供给学派的减税建议,对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和整体逻辑都是不予赞同和认可的。

三是强调减税的首要影响在供给侧,能够迅速拉动GDP增长以应对滞胀。凯恩斯主义主张利用增税以抑制对物品和劳务的需求的办法来对付通货膨胀。而供给学派则认为可以通过减税的手段刺激生产来遏制通货膨胀。减税将促使企业效率改善,实现产出扩张。一方面增加生产意味着经济增长,从而克服经济停滞;另一方面增加供给可以满足过剩需求。这也是供给学派被质疑最多的地方。主流经济学家一般都谨慎地指出减税和去管制政策可以改进激励,进而提高市场运行效率促进社会福利,并不会武断地认为减税可以拉动GDP增长,甚至解决滞胀问题。而供给学派则醉心于减税的快速效应,突出强调减税能在短期内拉动GDP增长、解决滞胀。

四是认为大规模减税不会加重财政赤字问题。供给学派提出的“拉弗曲线”认为,减税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能够做大税基,进而增加税收总量。然而事实上,这一论述未能得到美国20世纪80年代财政实践的支持。美国在1981年大幅削减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居民和企业收入,扩大了市场,但没有达到增加居民储蓄和增加政府税源的预期效果,反而使政府财政赤字快速增加。1982年之后美国多次增税以减少财政赤字,平衡预算。

五是主张减少政府管制和干预,强调市场配置资源。供给学派认为,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是企业家施展才能的最佳经济体制,在市场机制的充分作用下,各种经济变量都能自动趋于均衡,保证经济长期地稳定发展。政府干预不仅会破坏市场经济的自动调节机制,而且往往由于干预不当而损害经济中的供给力量。因此,政府过多地干预经济有害而无益。

六是主张大规模缩减政府福利开支,改革社会保障制度。供给学派认为,过多的福利会产生不良作用,削弱了人们储蓄和投资的积极性,滋长穷人的依赖心理,使失业成本大大降低,不能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同时过多的福利扩大了政府的社会性支出而挤出了私人的生产性支出,不利于消除赤字,不利于生产增长,因此必须削减过多的社会福利。

总结起来,供给学派是以供给为出发点,以减税和减少政府管制作为主要政策主张的政策集合。供给学派旨在通过改善微观经济效率来解决短期宏观经济供需失衡的问题,存在着期限错配的谬误。由于高估了减税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效应,导致供给学派同时遭受来自理论和实践上的攻讦。萨缪尔森是这样评价供给学派的,“它既没有经济史上的有力证据,又缺乏理论分析上的合理推断”。

但是应该看到,供给学派在凯恩斯主义“一统天下”的盛行时期所发挥出的积极作用。一是将政策视角引向供给层面和微观领域,强调减少扭曲、改进激励、放松管制。二是引导反思长期执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所带来的种种弊端。三是推动了美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减轻了联邦政府过重的社会福利负担。

三、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结构有待重构,发展动力急需重塑。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矛盾在供给侧和需求侧都有,但供给侧是主要矛盾。当前我国供给体系和结构主要存在着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从而导致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幅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等诸多突出问题。一是供给体系的外向依存度较高,受国际经济形势变动的影响较大。二是供给体系主要面向低收入群体为主,未能及时跟上国内中等收入群体迅速扩大而变化的消费结构。三是供给体系主要适应排浪式消费,但满足多样化、个性化、定制化消费的能力相对比较差。四是供给体系的技术水平以中低端为主,高端技术的产品供给能力明显不足。五是供给体系的生产成本“地板”提升过快,表现出未富先贵的现象,严重损害了企业盈利能力。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要要求和重大实践创新,是今后五年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工作的重要着力点。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理解,即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相比较于供给学派,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以下三个改进,一是明确了同时适度扩大总需求,以应对短期的经济下行压力,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专注于长期的市场机制建设。二是考虑到我国政府债务还有一定增长空间,采取阶段性地提高财政赤字率,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保驾护航。三是鉴于我国市场机制扭曲程度相对更高和政府管制相对较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于改善微观运行效率的促进作用会有显著提升。

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工作

现阶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抓好增加有效供给、减少无效供给、降低企业负担、强化风险管控等重点工作。

一要增加有效供给。瞄准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促进供需有效对接。加大国企、价格、行政管理、财税、金融、投资、社保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攻坚力度,调整各类扭曲的政策和制度安排,构建有利于效率提升、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打好脱贫攻坚战,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提高扶贫质量。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改造升级传统产业。补齐软硬基础设施短板,提高投资有效性和精准性,推动形成市场化、可持续的投入机制和运营机制。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使劳动者更好适应变化了的市场环境。推进农业现代化,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二要减少无效供给。积极稳妥化解产能过剩和消化房地产库存。综合运用市场机制、经济手段、法治办法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加大政策引导力度,减少无效的低端供给,实现市场出清。建立以工艺、技术、能耗、环保、质量、安全等为约束条件的推进机制,强化行业规范和准入管理,坚决淘汰落后产能。通过兼并重组、债务重组、破产清算、盘活资产等手段,加快钢铁、煤炭等行业过剩产能退出。及时清退僵尸企业、空壳公司。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深化住房制度改革,扩大住房有效需求,逐步消化房地产库存。

三要降低企业负担。切实解决企业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增强企业竞争优势。进一步简政放权,精简规范行政审批前置中介服务,清理规范中介服务收费,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合理确定最低工资标准,精简归并“五险一金”,适当降低缴费比例,降低企业人工成本。降低增值税税负和流转税比重,清理规范涉企基金,清理不合理涉企收费,降低企业税费负担。保持合理流动性和利率水平,创新符合企业需要的直接融资产品,设立国家融资担保基金,降低企业财务成本。完善国际国内能源价格联动和煤电价格联动机制,降低企业能源成本。提高物流组织管理水平,规范公路收费行为,降低企业物流成本。鼓励和引导企业创新管理、改进工艺、节能节材。

四要强化风险管控。加强政府性债务管控,开展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置换。有效控制金融机构创新产品杠杆率,加强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坚决遏制非法集资行为,开展金融风险专项整治。着力推动金融去杠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促进金融平稳健康发展,有效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和创新驱动发展的质量和效率,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加强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建设,健全监测预警、压力测试、评估处置和市场稳定机制,妥善处理风险案件,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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