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独二胎政策为何遇冷?

来源:经济预测部   作者:邹蕴涵   时间:2016-09-30

——基于女性教育与生育关系的一些发现

2014年,政府正式放开“单独二胎”的生育政策,即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可生育第二个子女。政策放宽之初,各方均预期会出现一个生育小高峰,但是实际上,咨询二胎政策和正式申请数量存在巨大差异,政策并没有如预期般产生显著的社会影响。刨除政策推行时间较短的影响外,社会生育观念的改变,社会生育成本提高等都是重要影响因素。特别是在现代化生活中,女性的生育行为越来越深刻地受到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女性自身的特征会影响现实世界,甚至会影响人类下一代。而在这些特征里,教育水平是一个不能忽视的方面。教育对女性教育的正向影响主要体现在知识水平的提高会带来个体健康状况,营养状况等方面的提升,这有利于生育率的提高。而负向影响则表现在女性教育程度的提高会提升生育的机会成本,并且现代社会的发展使得养育孩子的经济成本增大,于是生育率可能下降。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女性的受教育权利得到了极大保障,女性的平均教育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在女性中,拥有大专及以上的学历已经不再是罕见的事情。教育提高了女性本身的知识水平和个体素养,并且改变了她们的价值观念。那么,教育水平的提高究竟对于中国女性生育行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本文力图在这一方面做一些探讨。

一、模型的建立

通过对前人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学者们对于教育和生育问题的研究重心放到了教育对生育水平的具体影响途径上。针对教育从哪些方面,通过哪些渠道产生的影响,学者们基本上是从下述几方面因素进行考量:政治因素(politics),经济因素(economics),社会因素(society)以及传统文化因素(tradition)。教育从上述四方面改变了女性的知识,观念,思想,行为约束和偏好。从而决定了其生育行为。如下图所示:

1 教育对生育的影响途径

 

立足于现代微观经济学的研究观点,本文拟从消费者行为理论出发,建立计量回归模型。在微观经济学里,基本的消费者需求理论是给定消费者偏好,理性个体在一定预算约束下,寻求个体效用最大化的过程。此处,按照Esterlin(1975)的观点,将孩子看做是女性消费的一种特殊商品,与消费其他物品具有相似性。给定女性对各种商品的偏好,女性将根据物品的价格和预算约束决定对孩子和其他物品的最终需求量。

母亲的特征大致分为两类:第一为女性所面临的约束因素,第二为女性自身的偏好因素。可以说,教育水平的提高,对第一种因素来说,就是会增长女性所拥有的知识水平,会使得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可能获得更高层次的工作,获得更多的经济收入,从而提高了生育成本。对第二类因素来说,教育所带来的知识会导致女性思想,观念和生活目标的改变,甚至与传统的力量相违背,在一定的社会组织结构下,教育发挥了观念转变者的作用。反过来,教育水平的提高也可以使女性获得更多关于生育的知识,使其营养条件或者是周围生活环境更好,从而使得女性生育孩子的数量上升。概括起来,教育对孩子的需求的影响如下图所示:

2 教育对生育行为的两种影响途径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国研究生育问题时,一个绕不过去的门槛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计划生育政策。许多学者们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可以看做是生育控制因素,它的确影响了生育水平。但并不是说,它就完全决定了生育水平。在生育控制因素以外,经济社会因素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在考虑了生育控制因素后,重点考察经济社会因素中教育对生育行为的影响。本文中选取户口变量作为计划生育政策的控制变量。最终本文的主要计量模型如下:

               1

是表示受教育程度的变量,X表示其他变量,如年龄及其平方、户口、工资、健康程度等。其中y为对孩子的需求。在本文研究中,还拟将受教育程度进行细分,分别研究接受初中教育和接受大专及以上教育对生育行为的影响。

二、主要研究结论

(一)女性受教育程度对生育孩子个数存在负向影响

我们最为关注的变量受教育程度对于生育孩子的个数的确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受教育程度一项的t值即使是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它的作用都是确实存在的。从系数值上来看,受教育程度对生育孩子个数的负向作用是存在加强的趋势的,从1993年到2006年,受教育程度对实际生育孩子个数的负效应的数值是增大的。比如1993年,当增加一年受教育年数时,会导致孩子个数下降约0.01,但是到了2004年,多受一年教育,会导致孩子个数下降0.02个。这种趋势的存在,可能与中国经济发展程度和女性参与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能力相关。从1993年到2006年,女性有了更为广泛的工作和学习机会,因为经济发展形式很好,也有了更大的学习动力与激励。从前面的统计表中可以看到,女性的整体受教育水平是显著提高的,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有女性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增大,生孩子的时间推迟等效果。所以教育所带来的生育机会成本可能是逐步提高的。从回归结果还可以看到,户口对于生育孩子个数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五年的t值都是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并且系数值相对于其他变量来说,也是比较大的。这就反应了我国的一种现实。城镇女性与农村女性在生育孩子的个数上存在很大差别。由于户口在一定程度上表示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力度,因此,户口的显著负效应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计划生育政策的确对生育行为有影响。

将城镇女性和农村女性分开,分别进行回归,可以看到结果仍旧是教育存在负向影响。这种现象的出现可能由于女性教育权利得到了更有力的保障,社会经济地位逐步提高。从改革开放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处于逐步建立的过程,劳动力市场也在逐步完善,女性教育的边际收益在当时的环境政策下,可能并没有给女性带来非常显著的社会经济地位的改变。而在市场经济已经基本建立的二十一世纪初,女性教育的经济效应在更公平的劳动力市场上得到了更好的体现,因此教育带来的各种效应也更强烈,进而对生育孩子的个数也产生了显著影响。因此教育的作用虽然在城市和农村女性身上有着某些不同,但是总体效应还是类似的。

(二)初中教育对于女性生育行为具有显著影响

在前人的研究中,曾经提到了初中教育对于生育问题的影响,那么以下就将最高受教育程度具体划分为是否完成初中教育和是否完成了大专及以上教育两种情况分别研究。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所有初中教育系数均显著,且为负向影响,系数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2006年有一个略微偏离趋势的下降)。户口基本保持了负向显著影响(19931997年除外)。健康程度表现出正向作用。赵建华在1995年的研究指出女性受教育程度和生育率的反向关系并不是反比例关系,在不同的教育程度上,生育率的变化是不均匀的。完成初中教育,也就是我国的九年义务教育让女性掌握了基本的文化知识,脱离文盲,为进一步正规学校教育或者是自我学习打下了良好基础。并且有学者研究认为,初中教育对于女性思想观念,人生价值观的建立形成都是一个重要的人生阶段,具有基础性的重要作用。初中阶段是由孩童时期转向成人期的过渡期,在这个阶段,不论是在生理还是心理上,学生们都更接近于成人,初中教育的课程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学生们建立健康良好的婚恋生育观。1995年赵建华对河南省2333名初中生进行了人口观生育观调查,结果佐证了初中教育的重要。而大专及以上教育的虚拟变量的回归中,除了2006年,并没有显著作用。这样的结果,可能和样本中我国女性整体高等教育水平的人数太少有关。女性高等教育的收益在现在的中国社会里由于种种因素的限制,并没有完全显露出来,特别是对女性经济收益的影响。女性整体就业层次不高会使得女性的收入从而生育的成本不高。在我国,女博士甚至不如本科生好找工作,学历高甚至成为女性婚姻的一大障碍。因此高等教育所带给女性的影响也许需要进一步推进劳动力市场中男女平等以及改变思想观念来实现。

通过上述研究可以看到,受教育程度的确对女性实际生育孩子个数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当受教育年数越多时,女性实际生育孩子的个数越少,而从1993年到2006年,教育对生育的影响随时间推移而存在加强的趋势。具体细分后发现,完成初中教育,即完成我国九年义务教育,相比于高等教育来说,对女性的行为影响更为显著。初中教育通过多种途径,影响了女性思想、观念,获得工作的能力等方面的提升,从而最终影响生育行为。

(三)计划生育政策存在生育控制作用

通过前人的研究,我们知道,生育控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是两个影响生育行为最关键的因素。在我国,一个重要的生育控制因素是计划生育政策。我们重点选取了户口是否在城镇这一虚拟变量来控制计划生育政策效应。但是基于中国的国情,我们还应该有更深入的理解和研究。在我国,之所以存在生育多胎孩子的现象,是因为中国传统的生育偏好所致。特别是在广大农村,生养儿子无论是在农业劳作还是养儿防老等方面,可能都比生养女儿更有好处。因此很多女性在生养第一个孩子是女儿后,会继续生育直到得到男孩为止。那么,可以想象,这种生育男孩的偏好,对最终生育孩子个数存在不小的影响,这也是计划生育政策出台的一个出发点,也是目前超生现象屡禁不止的一个动机。在前面的研究中,教育的确存在对生育孩子个数的显著负向影响。回归结果均给出了教育变量非常大的显著性,与前面的结果相比,教育的显著性有了明显的提高。户口变量仍旧保持很强的显著性,并且符号持续为负。这和前面的回归结果一致。

可以说,即使在控制了生育男孩的偏好之后,中国女性的受教育程度还是对生育行为产生了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越高,所选择生育的孩子个数越少。如果第一个孩子是男孩的话,那么最终生育孩子的个数会显著减少。这和我国的基本国情是相符的。在我国,重男轻女的观念来自于长期的历史传统,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收益(比如,在农村,的确是男性在生产劳作中生产效率更高),就算是到了现代社会的今天,由于经济条件不同,生活水平不同等,导致这样的观念还是存在的。王金营等(2008)对于女性生育观念转变的考察中也指出,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等观念仍旧在生育行为上存在控制力,但是经过三十年的经济发展,这种观念逐步淡化。在对邯郸地区的调查中,女性生养超过一个孩子的理由首要的“仍旧是传宗接代,其次是给孩子找个伴”。

三、政策建议

在世界范围内,学者们研究发现随着经济的发展,女性的生育行为受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越来越明显。经济发达的国家或者地区表现出无强制政策控制下自觉的生育率下降的趋势就是例证。在中国的现化建设的过程中,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大发展和女性权利地位的进一步得到提高,可以预计这种教育影响会越来越强。所以,尽快放开人口计划生育限制,避免我国人口生育出现急速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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