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经济研究中心召开“以‘放管服’释放分享经济发展新动能”专题研讨会

来源:信息化研究部   时间:2017-05-09

  4月26日下午,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召开“以‘放管服’释放分享经济发展新动能”专题研讨会。与会专家围绕当前我国分享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深层次原因、深化“放管服”改革的重点任务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和交流,并形成了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推进分享经济发展的公共政策建议。
  会议由分享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新红主持,国家信息中心副主任马忠玉出席会议并发言,来自政府部门、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相关企业代表20余人参加了研讨。
  马忠玉副主任在发言中指出,“放管服”对分享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目前,国家层面已经下放了很多权力,但在地方层面还存在放不下去或放得不彻底的情况,对一些领域仍然管得太死,服务也存在“短腿跟不上”的问题,一些监管部门对分享经济的监管普遍存在“不懂、不敢、不愿”的情况,这些问题的存在对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发展分享经济都非常不利。对于如何推动分享经济发展,他强调,首先要归集政务数据、建立大数据系统,探索政府与分享经济企业开放共享数据的合作机制,降低数据获取成本;其次要出台支持新经济新模式的政策,对看不准看不清但具有发展潜力的新业态,要给予一定的发展空间和成长培育期;第三要抛弃、废除对分享经济发展有制约障碍的政策和法规,建议分享经济研究中心组织力量对这些制约性的制度进行梳理。
  在会议第一环节,滴滴出行副总裁、政策研究院院长张贝,OFO副总裁刘凯,小猪短租副总裁潘采夫,美团点评网政府事务高级总监安琪,好大夫市场部总监霍键等与会企业代表结合企业实践,谈了企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相关体会,并从深化“放管服”改革的角度提出了相关建议。
  滴滴出行副总裁、政策研究院院长张贝介绍了各地网约车政策实施细则出台后滴滴出行在运营中遇到的困难,如驾驶员需要满足年龄、学历、户籍、驾驶经验、居住证、社保缴纳、培训考试等一系列要求,车辆本身需要满足运营安全与环保等要求外,还设置了轴距、排量、价格、使用年限、车身稳定系统等一系列条件。另外,各地政府要求滴滴出行在当地设立分支机构、分公司甚至独立法人的子公司,不少地方还要求开展本地化的数据对接,但地方监管系统有严重的信息安全隐患,不满足信息安全三级等保要求,一旦开展数据对接可能违法新的网络安全法。他表示希望有更多的人来一起呵护分享经济的种子。
  OFO副总裁刘凯表示,OFO在成立之初就具备分享经济的基因,分享经济的本质归根到底就是信用。押金解锁是OFO解决信用问题的模式之一,OFO本身不靠押金来做金融理财,OFO还通过与蚂蚁金服、中信银行合作实现信用解锁。据刘凯透露,OFO已经形成了可预期的盈利模式,并开始积极探索走出去步伐,在新加坡投放了一定数量的自行车。
  小猪短租副总裁潘采夫提出,在线短租行业属于稳健增长的低频消费行业,与国外相比,国内对在线短租推动灵活就业是支持肯定的,但也存在认定“非法出租”、税收征缴缺乏依据、信用数据使用难使用贵等问题。潘采夫表示,在线短租正在探索行业自我规则,整体处于比较有序的发展状态,政府不要着急监管,可以等这个行业规模做大了,再根据出现的问题出台政策予以规范。
  美团点评网政府事务高级总监安琪介绍了美团点评网通过众包解决外卖配送能力不足的问题,全国众包骑手大约10万人,通过身份证号码、户口本、银行账号、健康证在平台备案加强信用管理。他认为,“放管服”第一位的是“放”,要通过简政放权为分享经济预留发展时间,在发展中管理,在管理中发展,不要一管就管死了,要针对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去管理规范。
  好大夫市场部总监霍键提出,互联网医疗最大的问题是监管部门一直试图用原有的监管方式去监管新事物,让新行业去适应十年前制订的条例,另外还有文件打架的问题,不同部门出台的政策互相矛盾。
  接下来,与会专家针对上述企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和交流,并从政府“放管服”的角度提出了进一步优化分享经济发展环境的思考与政策建议。
  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原理事长杨培芳指出,当前分享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本质上传统的生产关系不适应新型生产力的发展的矛盾。传统经济学家认为分享经济古已有之,不存在新问题,监管部门对分享经济的管理也存在“你套我原来的规则,套不上就违法,套上了就归我管”的错误认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处长李广乾认为,当前人们对分享经济平台的认识仍然存在一定的空白,从民事主体来看,平台首先是一个企业,同时也从自身运营出发承担了很多公共服务,既不是纯粹的政府部门,也不是纯粹的企业,同时与纯粹的非政府组织(NGO)有明显差异,平台是第四方角色,平台治理相应的是第四方治理。处理政府与平台之间的关系要强调政府与平台之间双向开放数据。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邱泽奇认为,与工业化发展初期类似,当前分享经济发展遇到的政策障碍、体制障碍反映了中国政商关系处于一个大转折期。大转折期有两个平衡难题:第一个是利益的平衡难题,往往是部门利益绑架整个政府的利益,最终影响公众的利益:第二个是权力的平衡难题,传统的同质化管理遇到异质化时代的挑战,对新经济的监管往往面临权利与资源的重新配置。
  中科院中国创新创业研究中心主任柳卸林指出,中国在分享经济的很多领域已经走在世界前列,无论是滴滴出行还是好大夫,都是解决老百姓的出行难、看病难等民生问题,都是一种资源更有效的使用方式,值得大力推广与支持。他认为,分享经济是典型的平台经济,与传统的自上而下、条块分明的管理模式不适应,建议成立专门的平台经济管理部门。
  阿里研究院高级顾问梁春晓认为,分享经济不能被简单地理解成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其本质特征是基于互联网平台、大规模参与、基于数据的智能匹配。制约分享经济发展最核心的因素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居高不下,制度性创新跟不上技术性创新。制度创新的关键在于使政府行为可预期、保证政府监管的合规性、降低大量隐性成本。
  中关村大数据产业联盟副理事长郭昕指出,当前对新业态的监管往往在保护某些传统就业机会的同时也扼杀了很多更有活力的就业机会。如果要分析分享经济的发展效益,在算经济账时应该从多个方面去考虑,包括生产的、金融的、税收的、就业等等;除了算经济账,还要算环保账、创新账和未来国家竞争力的账。
  财讯传媒首席战略官段永朝提出,分享经济的理论阐释亟待在企业理论、产业组织理论、产权理论等方面破局,把分享经济仅仅描述为闲置资源的交易根本无法解释其对生产方式、组织方式、用工方式等方面的巨大影响。他认为,当前对分享经济的解释没有牢牢抓住“平台”这个牛鼻子是一个重大失误,运用多边市场理论解释分享经济有可能产生一系列的研究成果。
  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新红在总结时指出,当前分享经济相关的制度政策都面临诸多不确定性,政府不知道企业想要什么,企业不知道政府能给什么,一些分享经济领域的“放管服”存在“以管代服”、“重管轻放”的现象。面对分享经济的蓬勃发展,政府也不适应,老百姓也不适应,传统企业也不适应,先进的生产力与落后生产关系、异质化发展和同质化管理、纵向分工与横向分享等问题都亟待破解。尽管分享经济发展的制度政策环境亟待进一步完善,但发展势头是好的。分享经济研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不仅在理论上需要进一步梳理,在实践上需要进一步探索,在政策上需要进一步大胆创新。
  分享经济研究中心相关研究人员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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