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法案”不该在中国重演——“专车新政与共享经济发展”研讨会综述(三)

来源:信息化研究部   作者:信息社会50人论坛   时间:2015-12-04

  2015年10月10日,交通部对外发布《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10月14日,信息社会50人论坛组织召开“专车新政与共享经济发展”研讨会,论坛成员、特邀嘉宾及论坛理事单位代表等3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认为,《办法》之所以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是因为专车新政的背后不仅是交通出行问题,更反映了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思想观念碰撞、新旧经济冲突以及先进生产力与落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在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加速转型的过程中,专车新政已成为未来共享经济和信息经济发展的风向标,有很强的战略和政策导向意义,19世纪在英国出现的“红旗法案”不应在21世纪的中国重新上演。与会专家围绕《办法》本身存在的问题、《办法》如若实施可能对创新和共享经济发展造成的不良影响、推动专车新政应当遵奉的发展原则等展开了深入讨论和交流,并针对《办法》的具体条款提出了建设性修改建议。现将有关情况综述如下。

三、专车新政应遵循的发展原则

  针对《办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以及《办法》实施可能带来的不良影响,与会专家对于未来制定和实施专车新政所应遵循的发展原则进行了热烈讨论。
  1.互联网思维原则
  《办法》以传统的管理方法对待专车,只着眼于专车对传统出租行业的冲击以及可能引发的问题,忽略了作为共享经济代表的专车对社会财富、就业、环保等多方面带来的积极影响,同时,也忽略了市场自发的调节机制,这些都是传统工业化思维的表现。在面对新时代新事物,必须要有互联网思维。
  段永朝指出,从30多年改革开放历史发展来看,如果不能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农村改革不可能推动,商品贸易的流通不可能实现,乡镇企业不可能创办,淘宝天猫京东腾讯滴滴不可能创生。舒华英指出,《办法》违背了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思想。现在中国社会处在经济大变革时期,但很多思想观念并未跟上经济发展的脚步。政府不能再把计划经济的思路带入信息社会。未来的社会重在“治理”,而不是“管制”,政策制定应该重在如何促进发展。因此,在思想观念上如若不能解放思想,不能以开放的心态去学习、理解、面对新业态的发展,不能以互联网的思维去思考新经济模式的内在机制、未来发展等问题,信息经济则难以发展,社会也难以前进。
  2.“战略性模糊”原则
  城市交通的服务创新进入新阶段,政府如何监管对于行业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阿里研究院高级顾问梁春晓指出,政府在推进专车新政时,要遵从“战略性模糊”或者“建设性模糊”原则。所谓“战略性模糊”,是指政府在对待新生事物时的一种治理理念。在新业态的发展初期,很多事情是看不清楚的,当中很多利益关系也是错综复杂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需要模糊一些,不要像钟表一样那么精准,先留出空间让其发展一段时间未尝不是件好事。比如,我国在互联网、电子商务发展初期有关政策规定就很好地运用了这一方法。梁春晓还指出,遵从“战略性模糊”原则,实际上是要求政府在面对新经济发展时,需要抱有一种敬畏感,以谦逊的态度去了解,去学习,先让子弹飞一会儿。
  “战略性模糊”提法得到了与会专家的高度认同。陈禹进一步认为,战略性模糊是一种历史观。如今政府部门还是二分法的思维,非黑即白。要打破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就要积极改变历史观和发展观。
  3.差异化试点原则
  与会专家认为,在各地城市发展水平不一,城市交通千差万别的情况下,积极推进差异化城市试点,是推进专车新政的一个重要原则。朱巍认为,《办法》很难全面考虑几百个城市特有的交通状况,也就不宜做出“一刀切”的规定。与会专家对上海模式的探索方式表示认可,认为上海模式能促进产业健康发展,保证公平。
  张国华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出发,提出市场不是政府计划出来、规定出来的,政府没有能力、也不应该规定“什么车”、“什么人”有资格参与市场,而其他的不行。如今城市交通的服务创新进入新阶段,很多专车平台都做了很有开创性的工作,应该支持。在执行层面应该鼓励地方试点,不能在地方的头上悬挂一把尚方宝剑。
  因此,对于专车监管的新思路的探索必须要尊重地方差异化试点的原则。专车作为新业态的代表,政府对其未来的发展仍处于模糊的阶段,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心,以及对其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抱有恐惧心理。而差异化试点正是解决这种担心可能的方案。正如何霞所说,我们可以考虑采取上海模式,在试点探索新模式的发展方向,以及是否会对市场产生不良的影响。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博士李强治认为,《办法》有很多模糊的地方,给了地方政府在监管方面自由调控的空间,但是也给地方政府采取保守态度留下了空间。专车新政应允许地方政府在结合本地实际的情况下,如上海模式那样,采取不同的创新监管模式予以尝试和调整,以保证国家制度创新活力,也为新业态的发展保留空间。
  4.尊重实践原则
  专车所代表的共享经济的实践在国内外已有了不小的规模,其发展态势良好,不仅可以在市场自发的调节机制之下健康运行,也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在此情形下,忽略市场的作用,以僵化的思维将可能性的不良后果强加在新经济的头上,显然是不尊重现实、不尊重实践的做法。
  例如在专车安全性的问题上,阿拉木斯强调用安全机制绑架社会是个伪命题。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分析,出租车司机并不一定比私家车驾驶员具有更高的技术和文化素养,而出租车在性能上也并一定比私家车更有优势。所谓的出租车管理其实就是一个许可证,这个许可证的前提就是安全,这个安全的前提就是车和人都有更好的安全资质,如果出租车连普通社会上的司机和车辆的安全性都比不上的话,专车的安全性不高就是个伪命题。
  此外,阿拉木斯和李强治都强调了市场自发秩序的完善和修复,政府不应该过多干预。因此政府需顺应行业发展模式的需求,顺应共享经济大趋势,简政放权,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5.协同监管原则
  对于互联网+时代的政府监管理念,会上各位专家都提出了协同监管、共同治理的原则。
  一方面,政府要简政放权,从事前管理转到事中、事后的监管。另一方面,要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强化企业内生治理模式。此外,要相信市场的自发调节和控制的力量。梁春晓认为经济范式的转型要求政府必须转变旧的思维方式,政府应当有开放性态度,坚持共同治理的思路。段永朝指出,《办法》实质性的缺陷是忽略了未来交通出行市场里面非常重要的主体——平台,所以这个《办法》是在主体缺位的状态下出现的畸形的管理办法。政府的监管思路需要向治理思路转变,共同参与,多方治理。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信息社会研究所所长王俊秀所认为的应该改变监管模式,顺应时代潮流,进行制度创新,学会和平台企业共同治理,不能墨守成规。大家一致赞同应实行“政府管平台,平台管车辆”的方式。
  6.可操作性原则
  针对《办法》中存在的可操作性差等问题,与会专家表示,《办法》修改应当尊重实际,从切实可行的角度出发,结合国情,逐一修改不合理的条文。
  在经济社会加速转型的大趋势面前,政府应当顺应国家层面全面推进的“双创”和“四众”等战略取向,尊重市场,充分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充分发挥企业内生性治理的作用,加快转变改变监管模式,加快推进制度创新,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引导和推动网络预约出租车行业等诸多新业态的发展。

【资料链接】信息社会50人论坛”(InformationSociety50Fourum,简称“IS50”)成立于2011年9月9日,是由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工信部电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和阿里研究中心等五家单位共同发起的,由信息社会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组成的学术群体。“信息社会50人论坛”以“开放分享、相互学习、平等争鸣、文责自负”为原则,共同探讨中国信息社会发展问题,为中国信息社会的发展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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