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时期中国信息化面临的挑战

来源:信息化研究部   时间:2010-10-20

随着“十一五”规划将在今年结束,作为中央集权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遗产的“五年计划”又将进入一个新时期了,许多政府部门目前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划“十二五”计划的制定工作。对于那些负责和参与这一工作的机构和个人而言,这将是一个充满艰辛和十分漫长的过程。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没完没了的会议、郑重其事的讨论和争论、各利益相关方的讨价还价、反反复复的文字推敲和数轮、甚至数十轮的文本修改,之后才会进入法定的审核议程。在人们精疲力竭之时,也是大功告成、颁行天下之日。“五年规划”以及名目繁多的其他规划的制定,无疑是许多政府部门最为基本、也最为重要的工作职责之一。

但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与20世纪80年代以前相比,现在的“五年规划”就其约束力和影响力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一个再明显不过的原因是时代不同了。经过30年渐进式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已经成形成了高度市场化和开放性的经济体制,这样的体制意味着经济活动最为本质的东西——资源配置——主要是由市场这只无形之手,而非政府这只有形之手来主导。与这一体制相适应,所谓的经济计划必然是指导性的和诱导性的,而不是指令性和高度强制性的。第二个原因与问责制的缺失有关。由于对规划的执行缺乏严格的评估,特别是在规划的执行效果与责任的认定之间缺乏必要的联系机制,规划是否得到了切实的执行已经不再像指令性计划时期那样重要,因为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各种理由为规划执行不力提供合理的辩解,这一问题是指导性计划的一种内在的困境。还有一个原因虽然不那么显而易见,但或许更加重要,那就是“五年规划”所面对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确切而言就是在制定“五年计划”时所设计的发展目标、政策措施往往与“五年规划”实际执行过程及其结果之间存在很大的偏差,有时甚至是迥然不同的结果。这种不一致性一方面是由于未来所潜藏的巨大的不确定性,诸如经济活动的复杂性以及由此而来的不可预见性,以及像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这样的外部冲击,另一方面是由于政府在政策选择上所拥有的灵活性和相机抉择的权力,没有一种机制能够保证政府会以一贯之地实施其在“五年规划”中所宣布的目标和政策。如果企业和公众、包括地方政府预期到政府的这一行为(事实上从过往的历史经验中,他们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种预期),那么,他们就会按自己的方式去解读“五规计划”,并按自己的预期而非计划所期望的那样去采取行动。这种预期具有相当的破坏性,有可能严重弱化政策的执行效果,导致计划的实际执行效果严重背离计划所要达成的目标,甚而可能使“五年规划”名存实亡,流于一纸空文

尽管“五年规划”在约束力和影响力方面的下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其重要性依然为社会各界所高度关注。原因之一是政府在资源配置活动中依然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经济活动的某些领域甚至是决定性作用,而且政府控制资源的比重在最近这些年有上升的趋势。原因之二是作为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象征,以及作为公众和企业预见未来的一个风向标和参照点,“五年规划”仍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战略性政策工具。因此,如果能在规划制定时更好地预见到未来经济发展所可能出现的变化,那么,时间不一致性问题将得到更大的缓解,反过来这也会导致政府期望与公众和企业预期之间一致性的提高,从而提升“五年规划”的公信力和实施的效力。从这种意义上而言,对经济和社会未来发展所面对的变化和挑战尽可能给出准确的预见,对五年规划的制定以及成功的实施都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

信息化作为诸多规划之一,也面临着与其他规划同样的问题。本文的重点是分析“十二五”期间信息化所可能面对的主要问题和挑战,但鉴于信息化所特有的广泛性,分析难以面面俱到。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信息化与信息通信技术互为表里的关系,以及信息通信技术正处于一个高速变迁期,意味着相对于其他的经济活动领域,信息化未来发展面临着更大的不确定性,对未来的预见也将更加困难。本文的次序将遵从信息化发展的基本逻辑路径,首先是作为信息化源头的信息技术的研发和创新、其次是信息技术的产业化即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之后是信息技术向经济活动其他部门的扩展及其导致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最后是信息化所导致的制度转型。而在这些分析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对信息化当前的发展状况作一些简单的描述。

 一、进入低潮的信息化

 最近几年,中国的信息化从曾经的高潮陷入了相对的低潮阶段,这似乎已经成为信息化界的一个共识,当然这一共识更多地在私下,而不是公开场合流传。虽然很难像经济学家描述经济衰退那样,对这一低潮给出泾渭分明的定量描述,但各种各样的迹象间接地支持了这一共识:在官方公开的文告和行政架构中,信息化的地位和重要性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引人注目;在公众和媒体方面,信息技术曾经拥有的神秘感和新奇感,诸如像第三代移动电话、花样翻新的数字化电子消费品、五花八门的互联网应用及其网络公司所创造的资本“神话”等,也很少像过去那样成为普遍关注的热门话题;在工商业活动中,企业高管们对计算机和软件、信息网络系统、电子商务等的神奇效力也不再顶礼膜拜,开始由早期的亢奋和冲动向理性和常态的回归。如果说这些来自感性的观察仅仅印证了低潮确实存在这样一个事实,那么进一步而言,我们需要为感性的判断寻找理性的解释,即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信息化的低潮?

一个最容易想到的原因与金融-经济危机有关。当所有的目光都聚焦于如何应对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所带来的经济衰退,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能源和大宗原材料市场价格的剧烈动荡,以及银行倒闭、企业破产、失业加剧和收入下降等火烧眉毛的问题时,在异常繁忙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议程中,信息化显然会被排到这些议程的后面。所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这是金融危机给信息化所带来的一种负外部性。因为金融危机突然改变了我们所持有的关于经济高速增长是自然而然的信念,正是这种信念使我们不再关注高速增长的脆弱性,从而可以将有限的注意力投向信息化以及长期增长等方面,而金融危机则重新将人们的注意力几乎完全集中于宏观经济的短期波动问题。

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注意力聚焦当然是重要原因之一,同样,信息技术产业从增长的明星产业走向平庸也是一个重要原因。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的很长一个时期,信息技术产业都是以高于宏观经济一倍以上的速度在增长,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最为重要的一个产业部门。但是,进入新世纪之后,特别是最近几年,信息技术产业明显放慢了增长的步伐。让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过程。在1994-2003年,电信业增加值年平均名义增长率高达24%,2003年之后进入低速增长期,2003-2008年,年平均增长率则下降到11.4%,增长率下降幅度超过一半,而2008年几乎是零增长,仅0.3%。在2007年以前,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的增长速度往往大大高于全国工业平均增长速度,但进入2007年,其增长速度为18%,2008年进一步下降到12%,连续两年与全国工业增长速度持平。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月度统计,2009年1-11月,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仅增长3.8%,大大低于全国工业10.3%的速度。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无论是电信业还是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其增长的大幅下滑均发生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之前,而金融危机则是雪上加霜,使这种下滑变得更加引人注目。其中,在2008年11月-2009年4月间,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的月度同比增长率要么为负,要么在1%左右,成为受金融危机冲击最为严重的一个产业部门。在信息技术产业增长大幅下滑的同时,房地产、能源和原材料、汽车行业则成为经济增长中新的明星产业,从而获得了更多的光环,也吸引了更多的注意力。

与前两个原因相比,另外一个原因虽然不那么显而易见,但却更加重要,那就是信息化为人们所实际带来的与人们所期望的之间相去甚远,而期望越大则失望也越大。这种状况在相当大程度上反映了信息化理论的失败,尤其是信息化理论与信息化实际状况之间的不一致。目前的信息化理论更多地是在一系列假设之上的逻辑推演,但却极度地缺乏实证经验的强有力支持。当理论家们声称,信息化将成为经济快速增长以及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诸如产业和技术的快速升级、由资源、物质资本和劳动投入为主的增长模式向以知识和技术进步为主的模式转变等)的主要动力,信息化的影响如何无处不在、无孔不入,以及信息化如何极大地促进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企业的竞争力时,他们更多地像是在描绘他们头脑中关于未来的一个愿景,而这一愿景更像一个乌托邦,因为他们拿不出可信的经验证据来证明这些美好愿景和乌托邦的真实存在。让我们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对电子政府推崇的一个原因是,电子政府将有效地降低行政成本,但事实是行政支出并没有出现人们期望的那种下降,相反却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原因其实并不复杂,在电子政府发挥效力之前,首先需要对电子政府进行大规模投入,由此带来的是行政成本的提高,而不是下降。一旦这些投入不能发挥效率,就会变成沉没成本,从而会导致新一轮的投入需求。即使不存在投入的“沉没”问题,也会因为系统的升级换代和运营维护的需要而源源不断的追加投入。也就是说,即使从长期来看,对电子政府的投入也并不必然带来行政成本的下降,或许是行政成本的持续的高增长。企业对信息技术投资的情况也是这样。理论家们关于信息化将极大地提高企业经营绩效的观点也缺乏强有力的经验证据的支持。实际情况是,中国许多高盈利和暴利的行业和企业,其经营业绩与企业的信息化水平之间的关联并不密切。即使是像银行、石油石化和电力公司这样的垄断性企业,其信息化水平已经接近工业化国家同行的水平,但也很少有人会认为其良好的经营业绩与信息化之间有什么紧密的联系。进一步而言,信息化也并不像理论家所说的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主要源泉,因为即使企业通过对信息技术的先行投资获得某些竞争优势,但其他的企业也会通过模仿和跟进而很容易使这种优势消失殆尽,而同时,先行者往往还得冒成为烈士的风险(信息化的失败将导致企业的高投入变成沉没资产,从而会严重恶化企业的财务状况)。上面的例子表明,理论家们所描述的愿景与实际情况之间往往有着巨大的差距,而正是这种落差使得人们不再对信息化顶礼膜拜,热情的衰退也就不可避免了。 

二、信息通信技术研发和创新面临的挑战

按照主流经济学的观点,由于要素禀赋的巨大差异,在技术创新政策的选择方面,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将会截然不同,以资本和知识密集为特征的技术研发和创新活动应当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则主要通过技术的引进(通过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和模仿来逐步提升技术能力,这种分工将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受益。如果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越大,技术引进和模仿带来的增长潜力就越大。这一理论已经被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发展经验所证实。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规模的技术引进(包括外商直接投资及其技术的扩散、贸易自由化等)和模仿毫无疑问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包括信息化和信息技术产业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源泉。

但是,最近几年,以引进和模仿为主的技术创新政策取向正在发生显著改变,那就是转向技术的进口替代和技术上的自力更生,这一转向在信息技术等高技术领域尤为明显。转向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其一,由于工业化国家在高技术领域的技术封锁,导致难以通过技术引进获得所需要的高端技术和产品,而其中的许多技术和产品与国家的战略利益和战略安全密切相关,因此,这些技术和产品的进口替代和自力更生是绝对必要的;其 二,信息技术等高技术领域的进口替代和自力更生所潜藏的巨大收益,特别是对于国内的产业升级、出口产品和结构升级(更高的附加值、更高的技术和知识密集度)以及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是至关重要的,而这与中国所奉行的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导向的长期战略是高度一致的;其三,随着物质资本、特别是人力资本方面的长期积累,中国已经具备了在技术创新领域,包括信息技术等高技术领域与工业化国家竞争的能力。换言之,技术上的进口替代和自力更生是要素禀赋变化的一种自然而然的结果。

上述解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国家战略利益和安全的需要,技术创新所潜藏的巨大价值以及创新能力(创新所依赖的资源禀赋)的积累,一切都在呼唤创新由引进为主向进口替代和自力更生的转变。但是,我们也应当清楚地意识到这一转变过程中可能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与20世纪50-7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所奉行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面临的问题相类似。当时处于主流的发展经济学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要更快地实现经济增长,进口替代,而不是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应当是更好的一种战略。进口替代理论基于以下的理论逻辑,其一,进口替代是发展中国家摆脱对工业化宗主国经济依附,即保持经济独立所必不可少的,而经济独立又是政治独立所必不可少的,这与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相一致;其二是在贸易自由化的环境下,现代工业很难成长,而必须通过对国内幼稚工业的保护,诸如高进口关税以及对企业的财政补贴,以便使这些工业部门逐步地具有竞争力,并替代进口产品;其三是对那些国内市场规模较大的国家,进口替代战略更容易成功。虽然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曾经风靡一时,但从经济史的角度看却是灾难性的,因为这些受保护的工业部门往往是高成本和严重低效率的,这加重了财政困难并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而且,从国际市场来看这些部门也是没有竞争力的,在资本品和中间品进口需求大幅增长的情况下,国际收支也将严重恶化。尽管奉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部分国家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过短暂的成功,但从长期来看则很少有成功者。这导致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由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以及投资和贸易自由化的全面转型,也导致发展经济学家的深刻反思。这一反思有两点值得特别关注,而且二者相互关联:其一,进口替代战略是与一系列扭曲政策高度关联的,包括国内市场要素和产品价格的扭曲(低利率、高产品价格)、关税率和汇率的扭曲(高名义关税率和低利率)、竞争的扭曲(给予进口替代的工业部门以垄断地位)、财政扭曲(对进口替代工业部门持续高额的财政补贴,对传统出口部门和农业部门的税收掠夺),这些政策扭曲严重地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并损害了长期经济增长;其二,进口替代战略被采纳与其说是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的缘故,还不如说是由于以国内工业部门为核心的利益集团游说的结果,因为扭曲性政策扩大了利益集团的寻租空间,从而为游说活动提供了强大的激励,政策扭曲和利益集团的寻租之间存在某种正反馈关系。

现在,让我们回到前面关于技术创新政策转变的问题。即在由技术引进为主向进口替代和自力更生为主转变时,将会面临的与进口替代工业化相类似的两个问题,即技术创新政策的扭曲问题,以及利益集团的寻租问题,这两个问题同样是相互关联的。政策的扭曲从根本上反映了信息技术创新的投入结构的扭曲,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从投入来源看,政府的财政投入相对于企业的投入的增长要更快,这种增长的结果显然背离了以企业为主导的技术创新政策的初衷。如同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往往高于政府配置资源的效率一样,在技术创新领域更多地用政府替代市场也会导致效率的损失。

其二是从政府资金的投向来看,政府对技术创新的投入不仅仅局限于基础研究领域,而且更多地投向了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领域。按照公共经济学的一般看法,基础研究领域往往提供的是非竞争性的纯粹的公共产品,因而更多地应当由政府来资助,但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更多地是竞争性的,往往与知识产权相联系,因而更多地应当遵从谁受益,谁投入的原则,也就是主要由作为受益方的企业来投入。对政府研发投入的这一界定并不是绝对的,在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方面也存在一些例外情况:一是存在某种公益性需求而市场需求不足,企业不愿投入;二是企业对投入收益的评价严重低于社会评价的项目,例如高收益但同时也是高投入和高风险项目,具有高外溢效应的项目(即投入者只获取了收益的一小部分,更多的收益则流向社会);三是资本市场存在严重缺陷,不能为有价值的研发项目融资。在上述例外情况下,政府对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的投入有时才是合理和必须的,但这一投入必须经过严格的评估,投入的规模也必须受到严格限制。

目前还没有统计数据和经验研究能够确切地评价投入政策扭曲的程度,但是有许多迹象表明,上述的政策扭曲确实是存在的,而且政策扭曲已严重影响到技术创新的投入产出效率。让我们来看一看一些衡量技术创新的指标的表现。如果按发表的国际论文数和知识产权的数量来衡量创新的产出,那么,中国在技术创新方面的投入产出效率无疑是十分高效的,但如果用科技文献的原创性和具有重大应用价值的知识产权数量作为创新产出的评价指标,那么投入产出的转化效率则是很低的。根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关于中国科技论文的研究报告,2007年,中国被收入《科学论文索引》(SIC)中的论文数排在全球第5位,被收入《工程索引》中的论文数则已经排名世界首位,但是作为论文原创性最重要评价标准的平均每篇论文被引用次数则只有4.6次,还不到全球平均值9.56次的一半。而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的分析报告,在1998—2007年,中国内地所申请的信息技术专利总量以32.1%的年平均增长率成长,成为技术创新最快的一个领域,但在最有价值的发明专利方面,1998-2007年期间,中国内地与国外的授权发明专利比率约为0.3∶1,而1985-1997年期间比率则为0.5∶1,这显示国外跨国公司在授权发明专利方面的领先优势明显扩大了在科技创新领域,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成果的原创性和应用价值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数量增长的重要性,数量增长的良好表现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技术创新政策的扭曲是与创新有关的利益集团的游说和寻租活动高度相关的。人们在谈到技术创新体系时,往往把官产学研商一体化作为一种重要的制度设计,因为这种一体化有助于技术创新风险的合理共担,也有利于技术创新更好地面向产业化和经济增长,从而避免技术创新成果停留于论文、专利库,或者作为样品陈列于实验室已供人参观,而不能快速有效地应用于实际经济活动中。但事情往往是两面的,这种一体化也潜藏着另一面,即官产学研商作为一个利益集团,其游说能力和寻租能力较之各方相互分离之时更为强大了。因为这一体系中的各方有许多共同的利益,科技管理部门需要与其他部门争夺政府预算资源,大学和科研院所则已经极度地商业化了,而科研管理部门是他们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一个重要,也许最为重要的客户,企业则很乐意政府为他们的创新活动分担投入风险,并获取创新所带来的高额收益。如果能够从政府庞大的财政预算这一蛋糕中获取更大的份额,这一体系中的每一方都会是受益者,这种利益提供了强大的激励,促使各方为把蛋糕做大而结成一个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并共同努力。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利益各方都诉诸以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等崇高的目标,以游说政府和公众。而在信息技术创新领域,这一游说活动或许是最为成功的,用于研发和创新的财政预算在不断地向信息技术领域倾斜,与之有关的基金、专项不计其数,花样不断翻新。寻租活动往往与租金耗散和道德风险相联系,因为有大量的预算没有用于研发活动本身,而是被挪作他用,或者以超常的劳务收入和利润、或者以游说费用被耗散掉了,这种租金耗散也潜藏着巨大的道德风险,即更多的努力用于游说和寻租活动,而不是研发活动本身,其结果是实际的研发成果往往难以达到项目所确定的期望目标,而至于弄虚作假、欺诈、败德行为也就在所难免。毫无疑问,这对技术研发和创新活动的损害是致命性的。

从“十二五”来看,技术创新由引进为主向进口替代和自力更生为主的体系转变是一种大趋势,但如何建立一个高效的创新体系,特别是如何避免技术创新政策可能的扭曲以及利益集团的寻租性游说活动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依赖于技术创新政策和激励机制的设计,其目的是鼓励创新体系中的各利益相关方能够将注意力、资源和努力集中于创新活动本身,而不是寻租性的游说活动。

三、信息技术产业发展

进入21世纪之后,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最为鲜明的一个特点就是其增长表现从明星向平庸的大幅滑落,这使得人们对其未来的前景充满了疑虑,这一状况仅仅是一种短期的现象,还是一种长期的趋势?毫无疑问,对这一问题做出判断对于分析信息技术产业的未来发展是十分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这些问题远比产业的增长更加重要。在此,我们首先来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滑落,而后分析这一滑落在未来可能带来的更为严峻的问题和挑战。

1、电信业

电信业的名义产出在2003年前后进入了增长的减速期。在1993-2002年期间,电信产业名义产出年平均增长为32.2%,而在2003-2008年期间,电信产业名义产出年平均增长下降为11.4%,2008年甚至不到1%,接近零增长。减速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市场需求增长放慢,二是服务价格持续下降。从市场需求来看,包括固定和移动电话在内的用户总数在经历了2001年以前的超高速增长之后,开始直线下滑,1998年的增长率曾经达到80.1%,2008年则为7.6%。增速的下滑反映了用户普及的日趋饱和,每百人的电话普及率在2003年为42.2%,2008年则已经高达74.3%了。除了用户基数不断增大导致的增长率下降外,每个新增用户对电信收入的边际贡献也在下降,也就是说,即使用户的增长率不变,用户增长对收入的贡献也会下降。上述两个因素的叠加共同导致了市场需求的下降。从电信服务价格来看,电信服务的价格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呈下降趋势,但在用户高速增长之时,其对电信业名义产出的影响并不那么显著,而在用户进入低速增长后,这一影响就变得令人注目了。2003-2008年,电信业综合价格水平年平均下降15%,这意味着同一时期电信业实际产出的年平均增长率尽管高达26.4%,但名义出产的年平均增长率则只有11.4%。电信服务价格水平的持续下降是技术进步和竞争的结果。技术的快速进步和竞争是受欢迎的一件事,特别是对电信用户而言,但因此而带来的电信服务价格下降则对电信业名义产出,尤其是对电信运营商的会计利润而言则造成了实质性损害。由于价格变化对名义产出,特别是企业利润的影响巨大,因此,电信企业更多地关注名义产出增长而不是实际产出增长(这也影响到电信监管部门的看法),其结果是名义产出增长率的变化被认为是判断电信业发展状况的最主要指标。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如果从电信业名义产出的角度出发,“十二五”期间电信业的增长前景难以乐观。在传统的话音服务收入不可避免地低增长的情况下,电信业增长的潜力将主要取决于非话音业务,如网络接入、短信、手机电视以及其他名目繁多的增值业务的增长。从过往十年非话音业务增长的轨迹来看,增长势头很猛,其占整个电信收入的比重也在迅速增长,而且电信企业也将其作为由传统运营商(话音服务)向综合性信息服务商的战略转型的重点,但未来是否能维持这一增长势头以及使电信业名义产出摆脱当前的低增长困境,则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其原因,一方面是非话音业务收入在电信总收入构成中的比例依然较低(2008年为33.1%),即使维持高增长,其对总收入增长的贡献也会大打折扣;另一方面是非话音业务的增长远非像20世纪90年代的话音业务那样能保持稳定和持续时间较长的高增长率。

如果上述判断成立,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电信业的利润空间难免会被严重压缩。这种压缩对于一个高度竞争性行业并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市场竞争机制将会迫使企业对市场变化做出最佳反应和调整,例如缺乏竞争力的企业将被迫退出市场,而存活下来的企业将被迫通过严格的成本控制以改善赢利状况,或者采用更有效率的技术和经营方式以应对市场的低迷等。但是,对于一个高度垄断性行业而言,依靠市场的反应就很难做出最佳调整,因为这些企业几乎难以从市场退出,运营成本往往是刚性的,效率的改进也更加困难。在电信业高速增长的年代,收入和利润的高速增长是同步的,很大程度上掩盖了经营的低效率以及经营成本的不合理上升,但是当收入增长放慢之后,后一个问题将随之显性化。在一个低增长市场,一个垄断性企业如何扩大自己的利润呢?答案可以在任何一本有关产业组织的教科书上找到。一种策略是减少竞争和强化垄断地位,诸如合并竞争者、划分市场势力范围以及通过纵向一体化来强化市场地位;另一种策略更为直接和便捷,就是通过卡特尔式的合谋提高市场服务价格,或者通过游说和俘获监管部门提高政府的服务定价。事实上,在包括增值业务在内的广义的电信业,多次重组的结果是主要竞争者的数量在大幅减少。同时,由于电信业巨头控制着基础传输网络,这一网络是各种增值服务和信息服务所必须依赖的,因此,电信巨头既可以挤压数量庞大的增值服务商,也可以通过向这一领域的延伸和纵向一体化以扩展自己的市场范围,其结果势必会影响增值服务领域的竞争状况,并可能严重妨碍这一领域曾经拥有的巨大的创新活力。而通过提高垄断价格以便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或者以改善赢利状况的策略,已经屡屡被许多垄断性行业,例如石油、电力、自来水和铁路行业所使用,而且屡试不爽。电信业显然也面临这样的诱惑,而且也不乏这样的激励。

让我们做一小结。“十二五”期间电信业名义产出的低增长以及产业转型是值得关注的问题,但如何在电信业中建立有效的竞争机制,特别是建立以鼓励竞争和创新为导向的监管体制和进一步的改革,从而提高电信业的运营效率才应当是决策者更需要关注的问题。这一问题在低增长时期比高增长时期更为突出,但面临的困难,特别是来自强大的电信利益集团的抵触也将更为强烈。

2、电子及通信产品制造业

电子及通信产品制造业在2007年进入了低速增长期(之所以说低速是相对于之前的高增长而言),减速的原因与电信业有相似之处,但更为复杂。与电信业主要面向国内市场不同,电子及通信产品制造业面对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从国内市场看,电子及通信类消费品,特别是耐用消费品的普及已经开始趋向饱和,尤其是在城镇市场,而像彩色电视机则在农村市场也已经趋于饱和,需求更多地来自于居民的更新换代,而不是居民的新增需求。在此情况下,对电子及通信类消费品需求难免会大幅下滑,甚至会出现负增长。国内对电子及通信类投资品需求的增长也有放缓的趋势。尽管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长,但这一增长更多地来自像房地产、道路等公共基础设施,以及采掘业等,而不是制造业,前者的单位投资对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品的投资需求要比后者低得多,因此,其快速增长对电子及通信类投资品的拉动作用也要小得多。从出口市场来看,电子及通信产品出口额的增长也在快速下滑,并且比全国总出口增长的下滑更为严重。2006年,出口额增长35.7%,比全国总出口额增长率高出8.5%,2007年则下降到26.2%,与全国水平大体持平,2008年进一步下降为13.6%,比全国水平低了3.6%。出口下滑主要是由于下述因素的影响:人民币汇率的持续升值、劳动力供应趋向紧张导致的工资上升以及劳动者福利成本的上升、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率和出口退税率的调整,国际市场的贸易保护主义以及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等,这些因素弱化了中国的比较优势,特别是对以外资企业为主和以出口加工为主要格局的电子及通信产品制造业而言,影响更为巨大

从未来看,“十二五”期间电子及通信产品制造业既不大可能延续最近两年的下滑势头,但也不大能恢复过去的超常增长,而会维持一种与宏观经济增长水平相当或略高的常规性增长率。由于高度的国际化发展,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可以相对灵活地在国内和国际两大市场之间寻找增长空间,而这是电信业所没有的一个重要的有利因素。因此,随着全球金融危机所导致的冲击效应的逐渐退去,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劲复苏以及全球经济的回暖,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走出快速滑落的困境,并维持一个稳定的常规的增长速度是完全可能的。从这种意义上讲,未来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增长问题可能并不值得给予过多的关注。

真正需要关注的是一个争论了许久而没有给出确切答案的问题,那就是产业的技术升级和结构调整问题,尤其是在出口结构中高达80%以上的加工贸易问题。加工贸易往往与低附加值、劳动密集、低端产品以及国际分工链中的加工组装等特点相联系。正是加工贸易的这种特点引发了两极化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这种以加工贸易为主的产业结构是不可持续的,而且是缺乏竞争力的,向高附加值、资本和知识密集、中高端产品和国际分工链上游的转变刻不容缓,而这种转变需要政府的强有力干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目前的这种加工贸易结构恰恰是以比较优势为准则的国际产业分工的必然结果,而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贸易和产业结构的变化也会如影随形。由于这一争论更多地基于理论和规范性判断基础上,双方都缺乏较强的经验证据的支持,因此,要对争论双方的是非曲直做出明确的判断,显然极其困难。在此,我们关注的重点是这一争论所隐藏的政策取向问题,尤其是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要依赖于市场机制还是更多地依赖于政府的产业、技术和贸易等政策。

支持政府发挥更大作用的人,可能会从出口导向战略取得的巨大成功中找到强有力的支持。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出口导向战略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庞大的劳动力资源(尤其是来自农村的劳动力 储备)及其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以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历史机遇是两个重要因素,但围绕出口导向的一系列政策,诸如20世纪80年代之后人民币汇率的持续贬值、出口退税和补贴、享有特殊政策的加工贸易区的设立、以及对外商投资的税收减免等政策等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容低估。但是,进入21世纪后,上述因素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其中的许多变化是不可逆转的,例如,劳动力成本和人民币汇率的上升、由低贸易摩擦阶段向高贸易摩擦阶段的变化,高储蓄率所带来的国内资本的日益充裕及其对外商投资依赖的大幅减小、以及对扭曲性政策(表现为各种形式的出口优惠政策和外商投资政策)的调整和弱化。同时,加入WTO的另一个影响也日益明朗化,那就是政府在考虑经济、技术和产业政策时将会更多地受到WTO规则的限制。这些变化的一个结果是政府在制定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政策时的自由空间被极大地压缩了。而且,与出口导向政策很容易取得成功不同,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所面对的问题要更加复杂和困难,一些被惯常推崇的经济、技术、产业和贸易政策(汇率政策、税收优惠政策、投融资政策、国家对研发的补贴、以及行政主导的产业重组和调整等)是否能带来期望的效果也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虽然从特定产业的角度看,这些政策对于实现产业的快速发展以及产业和技术的快速升级具有积极的效应,但从全社会角度看,这些政策也是以资源配置的扭曲为代价的,如何在两种相反的效应之间做出最佳权衡,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难题

归根结底,“十二五”期间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面对的根本问题是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问题,对这一点很少会发生争论。但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则面临着艰难的抉择,那就是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应当主要依赖于市场机制的自我调整,还是更多地依赖于政府的强力干预政策,特别是政府的经济、技术、产业和贸易政策的设计如何在政策的积极效应和这些政策可能产生的扭曲效应之间实现较好的权衡。毫无疑问,这是一项严峻的挑战。

 四、信息化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面临的挑战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可以理解为经济活动对一系列因素如资源、资本(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劳动、环境等投入要素,国际经济的外部环境变化,以及经济政策变化等做出的反应和调整,其目的是实现经济增长、就业、收入分配以及可持续发展等多个宏观目标的合理组合。由于中国经济增长所面临的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例如资源的过渡消耗和资源约束的不断强化、生态环境的恶化以及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资本和劳动的投入等,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被认为刻不容缓,转变的核心是由技术和知识密集为主的增长方式替代现有的以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和资本密集为主的增长方式,简而言之就是提高创新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这一转变过程也是高度工业化国家都曾经经历的一个过程,所不同的是中国即将经历的这一转变将在时间长短、路径方式方面与工业化国家有很大不同。按照信息化理论家的解释,中国的这一转变恰逢信息通信技术革命空前发展的历史机遇,因而信息化将与这一转变结伴而行,并成为加快这一转变的强大推动力。信息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这种紧密的关联关系,引出了进一步的问题,那就是信息化是怎样影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它的作用和作用到底有多大?

依靠新古典增长理论,我们可以给出信息化对经济增长影响机理的一般性解释框架,首先是信息技术革命扮演了第一推动力的角色,而信息技术生产部门,主要是集成电路、计算机和通信设备等制造部门以及与之相关联的软件业是这一革命的核心地带,这一部门的创新活动空前活跃和密集,其结果是产出的超常增长,尤其是全要素生产率的超常增长;而后是信息技术生产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超常增长,导致电子和通信设备以及软件等信息技术投资品价格的持续大幅下降和质量性能的大幅提升,进而刺激其他部门对信息技术投资品需求的快速增长,这导致信息技术从研发和生产部门向更加广泛的产业应用部门的扩散,其典型表现就是这些应用部门信息技术投资以及信息技术资本存量的快速增长,这一过程也被称之为信息技术的资本深化;最后,信息技术将带动应用部门研发设计、生产、营销和组织管理等流程的改造重组,信息技术与传统产业技术的融合创新,这些创新的成果最终将反映在应用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上。所谓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反映投入产出效率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是最为重要,也最为可信的一个指标。

上述的解释框架从理论逻辑上而言是强有力的,但再好的理论只有与经验事实相一致才是有解释力的。很遗憾,就信息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而言,我们仅有的可信的经验事实来自于信息技术生产部门,这已经被这一部门长期的高速增长(包括实际产出、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所证明。但在信息技术资本深化,以及信息化与应用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方面,则很少看到强有力的经验研究和证据的支持。没有经验事实的支持,有关信息化与经济增长的讨论难免会陷入概念创造和主观主义的泥潭中,也难以对信息化在经济增长中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建立一个清晰而严格的印象,这一印象只能是模糊的和武断的。

从应用部门的信息技术资本深化来看,信息技术扩散和渗透在不同部门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平衡性,例如像制造业、金融业部门以及政府、教育和科研等部门,信息技术资本的密集程度明显要高于采掘业、房地产业、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产业以及一般性服务业,而农业生产活动则与信息技术几乎没什么关系。这种不平衡性是信息技术固有的特征之一(当然也是蒸汽机、电力等许多重大技术的一个共同特征),即使信息技术被称之为通用目的技术,其影响也并非无处不在。有太多的因素决定一个部门信息技术的应用程度,诸如产业特性、企业的规模结构、生产和工艺流程特点、产品和服务特性、技术的适应性和成熟性、以及市场竞争、成本和收益的权衡、对信息技术的风险偏好等。考虑到这种不平衡性以及信息技术投资的高名义回报率,只有信息技术投资高度密集的产业部门,信息技术对产出增长的影响才是明显的,而密集度低或者不怎么应用信息技术的产业部门,信息技术对产出增长的影响就要弱的多,甚至没有影响。换言之,信息技术资本深化效应与产业结构尤其是投资结构高度相关,如果产出和投资结构不断地向信息技术资本密集度低的部门倾斜,那么信息技术在产业部门的应用和扩散就会被弱化,相应地信息技术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也不可避免地会被弱化。某种意义上说,信息技术资本深化效应不断被弱化,恰恰就是最近一些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和信息技术应用状况的一个真实写照。其原因正像我们前面所描述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最快的是像房地产、道路和交通设施、采掘业和初级的原材料加工业这样的信息技术资本密集度低的产业部门。上述的分析对于我们理解“十二五”期间信息化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之间的相互作用有着重要的参照意义,那就是要加快信息技术应用深化,最大限度地发挥信息技术技术的潜力,就必须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特别是投资结构的调整,否则,若继续延续“十一五”期间的产业和投资结构,那么,我们就会在某种程度上走向去信息化轨道。

从信息化与全要素生产率的角度看,无论是从宏观、产业还是企业层面来看,都缺乏可信的经验证据表明信息化(即使排除信息技术资本密集度低的产业部门)能够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显著提高,而这种提高是衡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做的好坏的最为重要的指标之一。从企业层面看,尽管人们经常地用企业的成功案例作为信息技术如何提高企业经营绩效的经验证据,但成功的企业只是庞大的企业总数的一小部分,绝大多数企业的信息化往往绩效平平,而少数失败者的经营绩效反而会恶化,因此,如果作为经验证据的企业样本能考虑到上述各种类型的企业,那么所谓信息化能够提升企业经营效率的论断是否能成立是很成疑问的。从产业层面来看,在信息技术资本密集度低的部门,信息技术对全要素生产率不会产生什么影响,而即使是信息技术应用密集度很高的产业部门,如金融、汽车、石油化工等行业,尽管信息技术的资本深化效应可能比较显著,但是否带来这些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也仍然是一个存疑的问题。由于微观和产业层面都缺乏信息技术能够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经验证据,那么,我们也有理由认为在很大程度上也缺乏宏观层面的经验证据。

理论家们关于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将产生巨大影响的假设,不仅受到经验证据不足的挑战,而且也面临来自经济史和技术史理论的挑战,特别是时滞理论和熊彼特式的“创造性毁灭”理论的挑战。按照时滞理论的解释,信息技术资本对应用部门生产率的影响并不是立竿见影的,而是存在着时滞效应,即在信息技术应用达到一定的程度后,这一影响才会显现出来。之所以产生时滞,是由于信息技术应用和扩散过程也是一个漫长的技术——经济转型过程。一方面,信息技术需要持续不断的创新和完善,特别是面向不同产业部门和不同业务流程的应用创新,其潜力才能得到充分的挖掘,如同蒸汽机和电力技术所经历的过程一样,这一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另一方面,信息技术的应用需要一系列制度和其他因素的配合,诸如业务和组织流程的重组再造、商业模式创新、人力资本的积累、风险投资机制等,这些因素的积累也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而按照创造性毁灭理论,信息技术是一种激烈创新的通用目的技术,这会导致技术变迁的非连续性和信息技术对旧技术的替代,这一过程首先是一个充满痛苦和摩擦的调整过程,表现为旧技术、厂房和设备被淘汰,从而引发企业破产和失业加剧,之后,在毁灭的“废墟”的基础上,才是新技术、新厂房、新设备和更具效率的新企业的诞生以及就业状况的改善。“创造性毁灭”特征,意味着在我们收获信息技术所潜藏的巨大收益之前,可能首先要以产出、生产率和就业可能的损失为代价,也就是说,信息技术的应用和扩散与生产率的提高之间并不是线性相关的。时滞效应和创造性毁灭效应的存在提醒人们,信息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比新古典理论描述的要复杂得多,理论与现实之间往往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让我们做一小结。信息化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并不像理论模型描述的那样是无所不在和立竿见影的。从信息技术的资本深化来看,信息技术的应用和扩散在不同的部门存在着巨大的不平衡性,应用程度的高低与产业结构、特别是投资结构密切相关。而如果不对目前的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进行根本性调整,则信息技术的应用和扩散不可避免会被削弱,甚至会出现去信息化现象;从信息技术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来看,由于时滞效应和创造性毁灭效应的存在,信息技术应用和扩散对产出、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的显现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而且这一过程也可能是一个充满痛苦和磨擦的调整过程。因此,在考虑“十二五”期间信息化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问题时,我们需要对信息化的作用范围、过程以及可能产生的效果有清楚的认识,尤其要关注信息技术带动的产业升级与这一升级所可能带来的摩擦性问题,例如对传统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就业、以及产出和生产率的冲击问题。在政策设计时要考虑信息化政策与宏观经济政策、结构调整政策、产业技术和贸易政策等的统筹兼顾。 

五、信息化与制度转型面临的挑战

要将信息技术革命所潜藏的巨大潜力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与之相适应的制度,无论是法律、监管架构和监管规则、政策体系这样的正式制度、还是像社会规范和信念(诸如意识形态和认知方式)这样的非正式制度的转型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没有对信息技术研发和创新活动的激励,尤其是知识产权的保护,那么新技术就不会被创造出来;如果没有风险分担机制(如风险投资机制),那么,那些高收益、高成长性,但不可避免也是高风险、低存活期的创新性企业就不可能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如果不对网络加以管制,网络传播就会处于一种极端无序和放任的状态,而如果将传统的媒体监管方式简单地移植到网络世界,那么网络世界就会变得死气沉沉,了无生机。而如果没有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和开放带来的国际化,中国信息技术产业所创造的增长奇迹就不可能如此引人注目。

在关注与信息化相关的制度转型时,我们需要对制度变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有十分清楚的认识。首先,制度转型会面临来自利益集团的强烈抵触,因为信息技术创新和应用扩散会带来利益和权力的再分配。例如,信息技术本质上是技能导向型的,即技术进步的好处(收入增长和工作机会)更多地落在拥有人力资本的人身上,而不是蓝领工人,这意味着收入分配将变得更加不平等;再例如,作为一种新的传播工具的网络传媒严重威胁到传统传媒在话语上的主导权及其市场地位,利益再分配在所难免,而这又进一步影响到传媒监管权力的再分配;又比如,围绕信息技术标准,特别是一些重大的技术和应用标准,如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数字电视地面传输标准、手机电视传输标准、无线网络传输标准等所潜藏的巨大商业利益,频频引发众多的利益相关方的激烈角逐,这一角逐经常是阻碍了而不是促进了新技术的应用。

其次,制度转型具有典型的路径依赖特征,过去形成的制度对于未来的制度选择有着重大影响,有时甚至会出现制度变化被“锁定”而难以改变的情况。路径依赖不仅仅是由于制度转型可能面临高昂的转型成本,也可能是由于人们受认知的局限不能发现技术上可行的新的制度形式,这导致人们选择维持现状而不是寻求变革。例如,尽管互联网从技术上打破了传统的文字、声音和图像等物理传播媒介的分立状态,但是由来已久的电信和广电两大传播网络的分割依然被延续着,事实上处于一种锁定状态;再例如,在面对互联网上泛滥成灾的不当信息内容时,认知上的局限往往使监管部门更多地从传统思维、经验和制度中寻找应对方式,而不是寻求创造性地解决办法。

第三,制度的转型往往滞后于信息技术创新活动,因为要适应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变化,不论是法律、行政架构、社会规范和市场架构,都需要一个很长的调整和适应过程,而这一过程本质上是一个试错和学习过程。以电子商务为例,在网络上进行交易的技术可能性已经高度成熟,但高效率、安全和应用的普及则依赖于包括网络和交易安全、电子认证、电子支付和信任信用体系等一系列制度的配合,而后者远远落后于技术的发展;再以隐私和商业秘密保护为例,互联网在改进信息传播的效率、及时性和多样性方面可谓突飞猛进,但同时也使隐私和商业秘密保护问题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话题,然而,在隐私和商业秘密保护制度方面则几乎没有什么进展。

上述三个方面的特征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存在着密切的相互作用关系,其中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尤其值得关注。既得利益集团无疑会抵触不利于自己的制度变迁,也会在变革不可避免时,尽可能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使制度变迁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进行,而这种抵触和“小修小补”的方式必然会导致制度变迁的滞后。例如,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电信和广电的融合问题,即使是个别的非核心业务和小范围的试验,也往往是困难重重和不了了之,更遑论在核心业务的市场准入方面的相互开放;再例如,在网络金融服务的市场准入以及特定商品和信息内容的网络服务的准入方面,监管政策更多地考虑在位者的利益,而不是新进入者的利益。因此,如何避免制度转型被既得利益利益集团所左右,毫无疑问是信息化所面临的或许是最为严峻的挑战。当然,制度转型所面临的挑战不仅仅限于既得利益集团,诸如与技术创新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与信息化有关的法律制度的建设和组织制度(既包括监管架构的重组、也包括企业的组织结构)的转变、传统的社会规范和认知上局限的改变,以及能够让社会各阶层以公平方式分享信息化好处的分配制度等,也同样是未来制度转型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应对这些挑战,我们将面对许多艰巨的任务:

首先,尽管在制度转型中政府的作用无可置疑是主导性的和不可替代的,但要成功实现这一转型,则决非政府一己之力所能完成,而必须是信息化各利益相关者——政府、行业组织和社会团体、企业、技术专家和公众——的广泛参与,这种广泛参与将为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表达以及各种利益之间的平衡创造条件,从而使制度设计可以建立在广泛认同的基础上,这既能提高制度和政策设计的权威性和实施的效率,而且也更有利于弱化既得利益集团的抵触。

其次,正式的制度建设,特别是法律体系如何适应信息化发展的需要是制度转型的关键所在。从法律体系来看,与信息化相关的法律体系建设面临着一种两难处境:一方面,与信息化有关的许许多多的领域在法律方面长期处于空白状态,这使得加快立法进程的社会呼声此起彼伏,立法机构势必面对巨大的社会压力;另一方面,信息技术的高速变迁所潜藏的巨大不确定性,意味着许多立法的时机并不成熟,而且立法机构的谨慎原则和复杂的立法程序也会限制新法律的出台。事实上,这种二难处境也是世界各国所普遍面对的一个问题,而且不论是国际还是国内的经验都表明,立法进程往往失之偏颇,要么“欲速则不达”,许多仓促和贸然出台的法律往往由于无法执行而流于形式,要么千呼万唤难出来,像《电信法》已经历20余年的酝酿,但时至今日未见出台的迹象。如何在社会压力和立法机构秉承的审慎原则之间保持平衡,是法律体系建设面临的一大挑战,这需要根据立法需求的轻重缓急、时机和条件决定立法的日程表和路线图。

第三,信息化的行政监管架构也是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使行政监管架构适应信息化发展的需要方面,曾经有过多方面重要的尝试,这包括伴随历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而进行的重大的机构和职能调整,也包括扩展已有监管机构的监管职能,使其从传统经济活动延伸到信息化活动,如电子商务、信息安全、网络著作权、互联网内容服务、网络金融服务等。这种适应性调整使得行政监管架构能够迅速地对快速变化和大量新增的监管需求做出更快的反应,但这一体制也面临两个突出的问题,其一,电信和广电的统一监管(大电信)这一备受社会各方期待的监管架构,一直没有在历次关于行政管理体制重大改革中付诸实施,而大电信监管架构的重要性也被认为是整个信息化监管架构的核心和实质所在;其二,通过将已有监管机构的职能扩张和延伸到信息化活动,是一种不会有什么阻力的便捷路径,但由此也不可避免地带来部门的本位主义和协调成本问题,诸如网吧的监管、非法网络信息内容的治理、电子商务的监管等已经普遍面临多个监管部门的协调问题。上述问题表明,面对现存的多样化的监管机构和职能,如何在整合和分散之间取得恰当的平衡,依然是“十二五”期间信息化行政监管架构设计的一个重要议题。

在本文的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目前中国的信息化正处于一个相对的低潮阶段,“十二五”期间信息化的主要领域,诸如信息技术研发和创新、信息技术产业发展、信息化如何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以及与信息化有关的制度转型等方面也将面临各种各样严峻的问题和挑战,对这些问题和挑战保持清醒的认识和判断,对于有关方面考虑“十二五”期间信息化的发展目标、政策设计是至关重要的,也是引导信息化各利益相关方的预期和行动,使之与政府所勾画的发展愿景和政策目标保持高度一致所必不可少的,这种一致性同样也是提高规划的公信力和实施效力所不可或缺的。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十二五”期间中国信息化也面临着许多有利的因素,首先是随着全球经济逐步从金融危机的打击中复苏,特别是中国经济率先表现出的强劲复苏,人们关注的焦点将再次从宏观经济的短期波动问题转向经济的长期增长问题。长期增长的潜力取决于技术进步和创新,而后者与信息化紧密相关,因此,有理由期望信息化也将迎来一个新的高潮;其次,信息技术依然是整个技术创新活动中最为活跃和密集,同时也是影响最为重大和广泛的一个领域,这将继续为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和信息技术的应用和扩散提供巨大的动力;第三,信息化的巨大潜力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随着信息技术创新能力,信息技术资本以及与之有巨大互补性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积累,信息化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潜力将进入快速释放的阶段,收获的喜悦也将结伴而至。

 

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  李红升

 发表于:《中国信息届》,2010年第4期

 

 



主办单位:国家信息中心 京ICP备05063309号 技术支持:中国经济信息网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58号 邮政编码:100045 电话:010-68557000 传真:010-68533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