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信息化30年若干方面回顾与思考

来源:信息化研究部   时间:2009-10-30

1978年以来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也是“中国奇迹”的创造过程,这一奇迹最为集中的一个表现就是除了个别年份以外,中国经济的年增长率都在7%以上,而复合平均的年增长率则高达9.8%左右。增长率之高、持续时间之长在世界经济史中可谓绝无仅有。在“中国奇迹”的背后,是各行各业和各个地区创造的一系列奇迹,而信息化奇迹则是这一系列奇迹中最为耀眼的奇迹之一,并与中国经济奇迹交相辉映。在改革开放之后三十年的今天,面对骤然来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以及中国经济空前严峻的形势,回顾和反思中国信息化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就不仅仅是为了陶醉于信息化奇迹的喜悦中,或者给中国的信息化树碑立传、歌功颂德,而是为了总结信息化的成功经验,反思信息化建设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从而使中国的信息化能够站在今天的高度上再次启航,迎接未来可能面临的挑战。

本文的分析基于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宏观大背景。但由于信息技术创新活动此起彼伏,信息技术产业空前活跃,信息技术向经济和社会各领域的扩散和渗透无处不在,要对信息化三十年发展历程进行面面俱到式的全景叙述,系统化和理论化的分析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本文在对信息化重大历史事件的回顾、演进轨迹的描述、经验总结以及问题的反思等方面必然有所取舍,这种取舍也必然是主观的和个人化的。从这种意义上讲,本文的目在于抛砖引玉,以启发更多的人们思考中国信息化当下和未来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一、中国的信息化奇迹

    这一部分主要用数据和图形来展示中国的信息化奇迹。不过,要像准确描述经济奇迹那样描述信息化则是十分困难的,主要有两点原因:其一是经济奇迹可以高度地浓缩于GDP连续三十年的高复合增长率中,但信息化则无法构造出这样一个单一的综合性指标。目前的各种尝试,特别是基于多指标加权合成的各种各样的指数,例如信息化水平指数、网络准备度指数等,既缺乏科学的方法论基础,也缺乏基本的可信度;其二是信息化统计与经济统计相比,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国内都是支离破碎,信息基础设施和信息技术产业的统计相对而言既完整也可信,但有关信息技术应用的统计则既不完整、也缺乏可信度。因此,这里主要依据的是信息基础设施和信息技术产业的数据,在关注中国发展状况的同时也兼及横向的国际比较,有关的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官方统计资料和世界银行的全球统计资料。

(一)电信基础设施

图1反映了中国固定电话的普及状况以及与国际的比较。在1990年以前,中国固定电话的普及率与印度相当,大大低于上中等收入国家的墨西哥和世界平均水平。之后,中国进入了快速的赶超过程,2003年达到墨西哥和世界平均水平,到2006年则已大幅超越,固定电话普及率达到280.4线/千人,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85.3线/千人,比墨西哥高出90线/千人,比印度则高出近7倍。

图2反映了中国移动电话的普及状况以及与国际的比较。就国际比较而言,移动电话的成就相对于固定电话要逊色一些,但也已经与世界平均水平持平,并大幅领先于印度。如果将目光移向中国自身发展的纵向比较,成就之显著就一目了然。1995年,每千人中只有3人能享受移动电话服务,是一种典型的贵族化服务。到了2007年,每千人中有414人能享受这一服务,短短的10余年间,移动电话服务变成了完全大众化的服务。

 

 

 

(二)互联网和计算机普及

    图3反映了中国互联网用户的普及状况以及与国际的比较。在2000年以前,中国与世界互联网普及率之间的差距被迅速拉大,之后开始了追赶过程。到2008年6月,中国每千人的互联网用户数达到191人,已经接近世界平均水平,大大高于印度的普及水平。

    中国计算机的普及,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的普及明显加快。但受到统计的限制,难以准确描述。可信的数据来自于家计调查。2000年,中国城镇每百户家庭的拥有量仅为9.7台,2007年就飙升到53.8台。农村则处于导入期,2000年每百户也只有3.7台。据此合成的每千人计算机拥有量为80.2台,甚至大大低于2004年全球每千人平均的130台。但考虑到庞大的政府系统(包括行政机关和其所属的各种机构)和工商企业的计算机拥有量,每千人的计算机拥有量至少翻一番,并将超过全球的平均水平。

 

(三)作为世界工厂的信息产品制造业

     图4显示了中国在彩电和微机产量方面异乎寻常的增长。彩电和微机是消费类和投资类两大类信息制造品的代表性产品,其产量可以反映一个国家在信息产品制造方面的基本能力。到2007年,中国彩电产量接近8千5百万台,微机产量接近1亿3千万台,均居世界首位。同时彩电和微机的出口量约占到产量的60-70%,也位居世界之首。手机、程控交换机、显示器、数字视音频产品等多个产品的产量和出口量也均居世界首位,“中国制造”的信息产品因此而遍及世界各地。

 

 

图5  计算机硬件主要生产国和地区产出

    图5的X型曲线更确切地反映了中国在全球信息技术制造业中的地位变化。作为计算机硬件主要生产国和地区的美国、日本和中国台北地区,其产出在2000年前后都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而中国则相反,呈现出持续而强劲的上升趋势。之所以出现这一变化,根本的原因是上述国家和地区将其计算机硬件的制造部分,特别是与低端和劳动密集有关的制造环节和组装通过分包方式大量转移到中国的沿海地区。

二、中国信息化发展的历史回顾

    在回顾中国信息化三十年发展历程时,为了避免流水账式的描述,我们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发展阶段的演进问题。但是,正像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进程一样,中国的信息化进程,不论是信息技术的创新和扩散、信息技术产业的扩张和国际化、信息化观念和认识的演进以及管理体制和政策的调整,都具有鲜明的渐进式特征。这意味着本文对中国信息化发展阶段的划分必然是主观的,而不是建立在坚实的客观依据的基础上。即使如此,通过阶段划分,对于理解信息化发展的来龙去脉和演进轨迹,分析不同时期信息化发展所面对的主要问题和重点任务依然是不可或缺的。

(一)信息化大规模导入阶段:1978-1990年

    中国信息化进程是从电子工业的诞生和发展起步的。相对于1978年之后中国信息化进程而言,新中国成立之后电子工业发展的历程很大程度上是高潮来临之前的一个长长的序曲。这一时期的电子工业基本上是在一种完全与国际社会隔绝和封闭的环境中,以国防和军事应用为导向的产业部门,发展缓慢,这同以冷战为基调的国际环境和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是高度吻合的。随着1978年改革和开放进程的全面开始,上述发展模式也开始走向了一个漫长的转型过程。在这一阶段,电子工业与其他工业部门的改革一样,基本目标是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建立市场导向的竞争模式,并通过竞争促进电子工业的快速发展。现在来看,改革是极其成功的,电子工业像许多其他产业部门一样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从而为信息化在中国的大规模导入奠定了基础。

1、电子工业的结构调整

1979-1983年进行的电子工业结构调整是全国范围的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缩影。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了以“调整、改革、整顿、提高”为主要内容的结构调整方针,旨在纠正极左时期积累和形成的产业结构严重失调问题,特别是投资品和消费品比例严重失调,以及因基本建设项目失控和工业生产能力增长过快所导致的能源、原材料和交通运输严重紧张等问题。在这轮调整当中,电子工业内部面对的结构失调问题也极为突出,主要是军品和民品、消费品与投资品比例严重失调,生产能力增长过快和地区布局严重失衡等。这导致电子工业的一系列调整,包括军转民,许多军工企业建立民品生产线;提高消费类电子产品的比例;“关、停、并、转”部分生产企业和在建项目以压缩生产能力;产业布局重点从内陆腹地的“三线”地区向沿海地区转移;大规模引进国外成套设备和技术以改造国内企业

    这一时期的结构调整虽然沿袭了传统的计划经济方式,即直接的行政干预方式,但对于未来工业的整体改革和发展,包括电子工业的改革和发展却都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准备。首先,这一调整从根本上改变了电子工业以国防和军事应用为导向的模式,转向以民用和消费为导向的模式,从而为电子工业未来的超常发展扫平了障碍;其次,通过大幅压缩过剩能力,为随后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中心的电子工业体制改革的成功创造了宽松环境;第三,通过大规模技术引进,电子工业技术和产品的升级换代过程加快,为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出口导向战略奠定了基础。

2、电子工业体制改革

紧随结构调整的是1984年开始的城市改革和企业改革进程。这一改革从宏观上看就是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作用,从中观上看就是下放企业的管理权,特别是将绝大多数部属企业下放地方管理,以扩大地方的自主权;从微观上看就是扩大企业在生产、销售、价格、物资、用人以及利润留成方面的自主权,从而建立以经营绩效为导向的激励机制。改革不仅局限于生产性电子企业,也涉及到与电子有关的科研机构以及电子产品贸易。科研机构改革的重点是促使研究人员更多地为市场服务,以推动科研成果的产业化和市场化,而贸易体制改革则主要是为电子产业的技术引进服务。据当时的不完全统计,从1979-1984年,与电子工业有关的成套设备和技术的进口额高达14亿美元。

    以扩大企业自主权和承包责任制为中心的改革从根本上打破了以统购统销、收入分配上的大锅饭为特征的生产和市场相分离的企业管理体制,从而将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引向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竞争模式。尽管在改革初期,企业自主权依然受到传统计划体制的束缚,但改革进程一旦启动,就变得势不可挡。到了80年代末,指令性计划已基本上被遗弃,指导性计划和市场成为引导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决定力量,电子工业因此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竞争性行业。到了90年代,随着产权制度改革的开始,特别是市场准入的放开和以私人股权为主体的创新型企业的大量涌现,电子行业成为产权多样化和私营经济最为成功的一个样板。

3、信息技术应用

这一阶段的信息技术应用,特别是微电子和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处于典型的导入阶段。在这一阶段,政府虽然已经将电子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作为电子工业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但是电子信息技术的应用水平是十分低下的,计算机应用主要集中于政府、科研机构,金融企业和少数大中型工业生产企业。政府部门主要用于项目管理和统计信息处理,科研机构主要用于科学计算和模拟,金融企业仅限于各级管理部门的金融数据处理,而在工业企业中,应用也仅限于计算机辅助设计和制造,工业生过程的计算机控制等有限的领域。

与历史上任何一项重大技术革命的早期境遇一样,信息技术应用初期也面临着各种难以逾越的障碍:高昂的计算机和微电子设备以及软件价格,加上机房等辅助性投入,对绝大多数机构和用户而言构成了望而生畏的门槛;计算机和微电子等新技术在早期往往是不成熟的,缺乏对千差万别的用户需求的适应性,从而使得用户在新技术可能带来的巨大风险面前望而却步;教育体制滞后于社会对计算机专业技术人才的需要,导致早期专业计算机工程师的严重缺乏。

(二)向网络化阶段转型:1990-2000年

    从信息技术革命史来看,计算机网络技术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和80年代完成了今天互联网技术的一些基础性发明,如包交换技术、路由器技术、电子邮件、TCP/IP协议以及万维网等。但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计算机和微电子产业与通信产业则处于一种平行发展的轨道,二者之间甚少关联。前者的创新活动如火如荼,新技术和新发明层出不穷,后者除了程控交换机和移动电话等少数几项重大的技术创新之外,则近乎于原地踏步,行业发展了无生气。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网络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大规模商用化,导致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的迅速融合以及中国的信息化向网络化阶段的转型。这一转型不仅带动了信息技术创新活动的加快,信息技术产业的更快发展以及网络技术在中国的大规模应用,而且也直接或间接地引发了中国电信体制由垄断向竞争的艰难转型。

1、互联网的崛起

    互联网技术在中国的发展和大规模商业化,是这一阶段中国信息化发展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计算机网络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在中国的起步虽然很晚,但跟进却十分迅速。1987年,在当时的国家计委、国家科委和国家教委的支持下,中国科学院的研究人员通过研究和试验,实现了与欧洲和北美的电子邮件通信。1990年10月,注册登记了中国顶级域名.CN。1993年3月,中国提出了建设包括国家公用经济信息通信网(简称金桥工程)以及“金关”和“金卡”工程在内的“三金”计划。从1994年开始,中国的互联网开始进入大规模建设和商用化阶段。1994年4月,作为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前身的中关村教育和科研示范网,通过美国Sprint公司开通了与国际互联网的64Kbps专线连接,当年5月完成了中国国家顶级域名(.CN)服务器的设置,中国从此成为国际互联网的正式成员国。此后,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以及中国科技网开始建设,并于1995年下半年投入运营。电信部门随之迅速跟进,在1996年1月建成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开始提供全国范围的商业化接入服务。此后,其他的互联网骨干网,包括金桥工程基础上建成的中国金桥信息网,由联通公司建设的中国联通互联网,以及由最早的网通公司建设的中国网通公用互联网等也相继建成并投入商业化运营。到90年代末,中国互联网骨干网络基本建成,中国在互联网技术和应用领域由此进入了与国际社会同步发展的轨道。

网络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崛起对中国信息化的带动作用是前所未有的,其影响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超过了信息技术发展历史中任何一次重大创新。围绕互联网技术和应用的创新浪潮此起彼伏,带动了创新型网络企业的爆炸性增长,以及互联网接入服务、内容服务和电子商务等新型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在制造业和金融、商业、旅游等服务业,信息技术也从孤岛式应用加速向网络化应用的升级,并带动了信息网络技术普及的加快。在产业部门之外,网络化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诸如网络化带来的传统政府向电子政府的转型,远程教育和电子学习的兴起等。对于公众而言,互联网极大地加快了电脑的普及、信息化社区以及网络文化的兴起。技术创新的火种一旦撒下去,就会自发地变成燎原之火。由于网络化效应,特别是网络技术创新和应用带有非常强烈的自我强化特征,因此,网络化应用一旦启动,就会如脱缰野马,一路狂奔。此后到目前为止,网络技术无处不在的渗透和应用的不断深化,为此提供了最好的注解。

与传统的以话音通信为主的电信业不同,基于计算机和通信技术融合的网络通信从一开始就形成了数网竞争的格局。这一格局一方面同网络技术自身所具有的开放性和国际化特征有关,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网络技术的早期发展主要是由计算机专家和工程师所主导,而不是由当时还处于政企不分状态的电信部门和通信专家所主导,后者更多地关注于传统电信技术的改进,疲于应付通信业务的爆炸性增长,因而对网络技术革命的反应有些迟钝。这一状况对网络通信领域竞争性格局的形成无疑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好消息。进一步而言,网络技术的出现和多个网络相互竞争的格局对电信部门的垄断地位是一个挑战,尽管在初期,这一挑战在电信部门看来是微不足道,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挑战将变得越来越严峻。

2、电信改革

    电信改革是这一阶段中国信息化发展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重大事件,而且这一改革过程一直延续到下一个阶段。相对于电子信息产业向竞争性市场的成功转型,电信行业由垄断向竞争的转型要困难得多,也要晚得多。这一状况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在企业改革方面所面对的困难,以及由易到难的渐进式改革模式的特点。电子信息产业在改革之前就已存在着数量庞大的生产厂家,这些厂家相互独立,因此,通过扩大企业自主权和开放市场准入,就可轻而易举地引进竞争机制,并逐步形成有效的竞争性市场。这一方式在电信行业则行不通。电信行业和铁路、民航、电力等行业一样,一直是行政权利所维系的独家垄断局面,并且具有极强的自然垄断特征。要打破这一垄断状态,建立有效的竞争性市场无疑十分困难,因此,改革的路径必然与电子产业截然不同,既需要寻找合适的时机,也需要慎重选择切入点。改革的时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来临了,这就是垄断性产业改革这一宏观大背景。有关的论述已经很多,本文不再进一步探讨。这里关注的是通信技术的飞速变化,特别是计算机网络技术和移动通信技术对于电信行业改革的影响。

(1)联通试验

联通试验是中国电信产业大规模改革的一个前奏,这一试验与移动通信技术在中国的发展有关。移动通信技术在中国的商业化应用要略早于互联网。1988年,当时的电信部门引入了基于模拟技术的第一代移动通信网,之后由于高昂的终端价格、入网费和通话费,特别是竞争的缺乏,用户扩张一直十分缓慢。直到1994年,联通公司的成立才打破了这一沉闷局面。联通公司的成立首先得力于国家推动垄断性产业改革的宏观背景,而按照试点先行的改革模式,联通公司的成立为电信行业引入竞争提供了一个试验田。但是,上述背景并不是决定性的,如果联通公司在庞大的电信部门面前不堪一击,试验就注定会以失败收场。要避免这一结局,关键在于新公司的切入点,而第二代移动通信技术在一个最恰当的时机出现了。由于联通公司拥有更先进的第二代移动技术(GSM),而且享有一系列政策优惠,从而可以与拥有第一代移动通信网络的电信部门展开有效竞争。以后的历史证明,面对庞大的电信部门,联通是有竞争力的,而且这一竞争对于电信行业的发展是有利的。

尽管网络通信领域的竞争更加充分,但其对电信部门的竞争压力并不是直接而有效的。相比之下,联通则与电信部门的核心业务——话音通信形成了直接竞争,从而也就直接地影响到了电信部门的政企分开、拆分和重组等一系列改革进程。同时,联通试验还证明了新技术对于垄断所具有的破坏性力量,改变了人们在自然垄断方面教条化的陈旧观念,即在自然垄断行业引入竞争势必会导致投资的巨大浪费,因而垄断虽然不受欢迎,但在资源配置效率方面却优于竞争。这一点对于推动电信业的改革,包括其他存在自然垄断的行业的改革是有

重要意义的。

(2)电信部门改革和重组

总体而言,网络通信领域的竞争和联通的实验仅仅是电信的外围改革,中心地带则是当时的电信部门。随着“九五”计划提出,2000年之前在大多数国有骨干企业建立产权关系明确、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现代企业制度后,电信部门的改革成为大势所趋。同时,为了应对网络通信技术和信息化飞速发展的形势和来自外围的竞争,电信部门的改革也是势在必至,其结果是电信部门开始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和重组进程。1998年,邮政和电信分离,成立了邮电部电信总局。1999年电信总局按业务纵向分拆,成立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两大集团;2001年,中国电信按地域分拆,分为南北两家,即中国网通和新的中国电信。经历前面几次重大改革和重组后,电信行业的竞争格局经历了一个较长的稳定期。之后,在今年5月,电信行业再次进行重大重组:中国电信收购中国联通CDMA网,中国联通与中国网通合并,中国卫通的基础电信业务并入中国电信,中国铁通并入中国移动。经过最新一轮重组后,基础电信领域形成了规模接近、具有全能业务的三国争霸的竞争格局。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重组明确地与3G牌照的发放捆绑在一起,从而使匡日持久的关于3G牌照发放的猜想和争论随之烟消云散。

改革进程总是难免争论,但相对于电子产业以竞争性市场为导向的改革,电信业改革,特别是每次重大重组都会引发更为广泛和激烈的社会争论。因为后者往往是由政府主导而不是市场主导,竞争仅仅是改革和重组的众多目标之一,许多情况下甚至都不是优先考虑的目标。而作为电信改革最早试点的联通公司最终一分为二,被原电信部门衍生而来的两大公司合并,以及同样作为改革产物的铁通公司被原电信部门衍生而来的中国移动合并,再加上更早之前已被合并,更为短命的吉通公司和网通公司,就不难看出在经历了一系列改革之后,电信行业与90年代初的唯一不同,就是原电信部门的一统江山代之以三强分立。上述一幅历史场景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再好不过地反映了电信改革所面对的错综复杂的局面和曲折的历史过程。

3、向世界工厂的转变

    在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中国电子产品制造业总体上是内需导向和进口替代导向的,主要是满足收入水平迅速提高所带来的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类电子产品需求的强劲增长。即使是以内需为主,国内的供给依然难以满足需求的增长,其结果是大量的进口,以及为了替代进口而大规模地引进成套生产设备和技术。以消费类电子为例,在1981-1985年间,中国共引进录音机整机生产线41个,彩色电视机整套生产线84条,同时还引进了大量的关键配套件生产设备和技术。在80年代后期,大规模的技术引进已经使得中国从消费类电子的净进口国向净出口国方向转变。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迅速向电子产品的出口大国迈进。这种转变是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首先是80年代中国在消费类电子方面生产能力的急剧扩张,已经大大超越国内需求的增长,迫使企业不得不去开拓国际市场;其次是通过大规模的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加上惨烈的国内市场竞争,包括与进口产品的竞争,中国的电视机、收录机等产品在价格和质量方面已经极具国际竞争力;第三是外商直接投资在90年代,特别是“南巡讲话”之后的大幅度增长,从80年代最高的每年几十亿美元迅速提高到1993年的接近每年300亿美元,之后的7年,每年的规模都稳定在400亿美元左右。而且,60-70%的外商直接投资投向了制造业,其中与电子产品有关的制造业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外商投资的大规模涌入,特别是来自美、欧、日、韩和中国台湾的投资,实际上是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将其低端和劳动密集的制造业向中国大陆转移的结果,这种转移不仅带来中国在电子产品,特别是微电子和计算机、电子仪器、通信产品等方面生产能力的大幅提升,也带动了中国出口能力的巨大提升。第四是作为改革开放试点的各种特殊的经济园区的发展。自从80年代初设置四大经济特区以后,从90年代开始,各种形式的经济园区如经济开发区、高科技园区、出口加工区、保税区等如雨后春笋般崛起,这些园区借助人民币贬值、税收减免、出口退税、降低关税、以及宽松的监管等政策以及产业聚集的优势,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新创企业以及出口加工的中心,中国逐步成为全球的加工和组装厂。进入新世纪后,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进一步增强,信息技术产品制造业在其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三)第三阶段:国家战略形成阶段-2001-2008年

    经过前两个阶段的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创新活动的加快,以及信息技术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军事等领域的全面渗透和扩散的加快,中国的信息化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首先是人们对信息化的认识在经历了多年的思考和实践之后已经出现了质的升华,即信息化不仅仅是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以及信息技术产业向其下游的简单延伸,而是经济和社会形态的一次根本变迁,这一变迁足以比美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变迁;其次,认识上的转变必然带来信息化在国家战略和政策方面地位的显著提升,无论是中央决议还是国家中长期规划,无论是中央各部委还是各地方政府,信息化的重要性和地位都在迅速提升,并最终上升为国家总体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信息化战略思想的准备阶段

    信息化国家战略思想并不是短时期形成的,而是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演变过程。追根溯源,简略地回顾这一历史,对于理解当前的国家信息化战略框架和思想内涵是必不可少的。

息化概念引入中国是与改革开放密不可分的。面对上个世纪80年代初新技术革命的全球浪潮,国务院先后成立“新技术对策”小组和“电子振兴领导小组”,以推动计算机技术研究和电子工业发展。1984年11月,国务院发布“我国电子和信息产业发展战略”,提出“两个转移”思想:一是把电子和信息产业的服务重点转向国民经济建设的轨道上;二是电子工业的发展要转移到以微电子技术为基础,以计算机和通信设备为主体的轨道上。

    1993年,国家开始启动以信息化应用为主的金桥、金卡和金关工程。同年12月,成立了国家经济信息化联席会议,确立了加强统一领导,推进信息化工程实施,以信息化带动产业发展的思路。

    1997年4月,原国务院信息化领导小组在深圳召开首次全国信息化工作会议。会议提出了信息化建设的二十四字方针,即“统筹规划、国家主导、统一标准、联合建设、互联互通,资源共享”,并通过了《国家信息化“九五”规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

2、信息化战略的确立阶段

    在经过一个漫长的准备阶段后,信息化作为国家战略的一个重要部分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普遍共识,对信息化战略的认识趋向成熟、完善和系统化。在此背景下,确立信息化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已经是水到渠成。透过一系列重要会议、中央决议、国家规划和政策,我们就不难看出信息化作为国家战略的形成过程。

2000年10月,在中央关于“十五”计划的建议中,提出了“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思想:“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是覆盖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举措。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这是信息化首次被提升到国家战略这一前所未有的高度。

根据《建议》的精神和思路,国家发改委编制了第一个信息化重点专项规划——“十五”信息化专项规划。该规划首次明确地提出了中国信息化发展的指导方针,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和政策措施。通过该规划,信息化被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计划体系,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专项规划的意义不仅仅是阐释信息化战略思想,而且也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行动方略。

2002年11月,中央“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提出了“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思想。报告明确提出要“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对“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思想的进一步深化,为随后的“两化融合”理论奠定了基础。

在国家信息化战略的形成过程中,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在2001年8月的重新组建具有历史性意义。在该小组先后召开的多次会议上,相继发布了一系列有关信息化建设的纲领性文件,除了前面提到的“十五”信息化专项规划外,还包括电子政务建设、软件产业发展、信息安全保障、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和电子商务发展等方面的指导意见,以及《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2006-2020年)》

2006年5月发布的《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2006-2020年)》,内容包括对全球信息化发展趋势的基本判断,中国信息化发展现状和问题,战略方针和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行动计划以及战略保障措施。该文件的发布是中国信息化国家战略总体框架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其意义不仅在于以如此醒目和直截了当的方式,首次在文本标题中使用了“国家战略”这一字眼,而且还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其一,这是指导中国信息化建设的一项长期战略,对中国信息化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其二,这是对国家信息化战略框架最为全面和系统化的阐释,从而将战略思想梳理成一个明晰的、兼具指导性和可操作性的战略路线图;其三,他也为“十一五”信息化专项规划以及即将开始的“十二五”规划制定提供了指针。

三、中国信息化的成功经验和问题反思

    中国信息化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以及创造的信息化奇迹,是与中国奇迹交相辉映的,也是与中国三十年来以市场化和国际化为导向的改革开放这一宏观大背景紧密相联的。因此,对三十年来中国信息化成功经验的总结以及对教训和问题的反思,必须基于上述的宏观背景。

(一)中国信息化的成功经验

    在解释中国经济奇迹产生的原因时,人们往往归结为一系列因素的共同作用,但最为核心的因素是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和国际化取向的对外开放。这一解释也同样适合于对中国信息化奇迹的解释。尽管像信息化认识和观念的转变、政府对信息化的政策扶植、后发优势特别是技术上的后发优势等,虽然也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最为本质的因素仍然是改革和开放,以及宏观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

1、经验之一:经济奇迹和信息化奇迹的交相辉映

    理论家们在研究信息化与经济增长关系时,往往出于需要而基于单一的因果关系来分析信息通信技术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但实际上,信息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绝非单一的因果关系,而是一种双向因果关系,也就是说,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信息技术产业的高速增长和信息技术应用的深化——既会促进经济的更快增长,反过来高速的经济增长也会带动信息化进程的加快。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的经济奇迹和信息化奇迹是互为因果的,没有经济奇迹就不可能有信息化奇迹,反过来,没有信息化奇迹,经济奇迹也将大打折扣。正是二者的交相辉映,互促互进,中国才创造出空前的经济奇迹,也创造了信息化奇迹。

 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对于信息化的带动作用不言而喻。一方面,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的高收入弹性,意味着高增长所带来的人均收入水平的快速提高,势必带来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需求的快速增长,这种增长对于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有许多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例如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前期,彩色电视机、收录机等产品的迅速普及带动了当时消费类电子工业企业数量和生产能力的急剧扩张,而90年代中后期对通信服务需求的大幅增长则带动了固定电话普及的加快和通信业的快速发展。进入新世纪前后,移动电话,数字式视音频产品、家用电脑以及互联网普及的加快,更是对信息技术产业增长的加速产生了巨大的拉动作用。另一方面,宏观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资本深化的加快、企业规模的迅速扩张以及财政收入能力的迅速提高,则极大地促进了企业和政府机构对信息技术资本品投资需求的高速增长,从而加速了信息技术资产存量水平的迅速提高和信息技术应用的深化,并带动了计算机硬件、通信和网络设备、软件及服务产业的快速发展。可以设想,没有宏观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和繁荣,中国的信息化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也将是不可想象的。

2、经验之二:竞争和市场化取向的改革

 在解释中国经济奇迹的原因时,市场化取向的渐进式经济体制改革是最为重要也最没有争议的一种共识。回顾中国经济改革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出改革所呈现出的一些特征:一是通过由易到难的改革优先次序,有利于增进人们对改革的信心。例如在企业改革方面,改革的切入点首先选择一般性加工业和服务业,取得成功之后再扩展到垄断性产业,另外,由扩大企业经营权包括价格改革和承包制向产权改革的纵深也是企业改革的一个重要次序;二是通过试点和试错,为大范围改革积累经验。例如在经济特区和各种产业园区的发展过程中,往往是先选择样本试点,取得成功之后再加以扩大和推广,同样的试点也出现在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和外贸体制改革如企业的自营出口等;第三是通过市场准入的逐步开放和管制放松以建立竞争性市场,这一点在民营和私营经济以及外资企业的发展方面尤其重要。上述特征同样也适合于中国信息化发展所经历的改革进程。从改革的优先次序来看,信息产业的改革正是从电子产品制造业开始,而后是电信产业,最后是广播电视业;而改革试点则贯穿于信息技术产业改革的全过程,包括电子工业的军转民、以信息产业为核心的高科技园区和出口加工区,通信行业中的联通模式,广电行业中的上广电模式等;市场准入的开放则在电子及通信产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互联网接入和内容服务以及电子商务等领域更为突出,而这些部门也成为中国私营经济最发达和国际化程度最高的部门。

 尽管信息化领域的改革极不平衡,竞争程度、产权多样性以及市场准入的开放水平差异极大,但事实证明,以竞争为导向的改革对信息化发展的影响无一例外都是积极的。电子和通信产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以及网络服务部门更接近于充分有效的竞争性市场,因而这些部门也是中国最具活力的产业部门,通过为消费者和企业提供价廉物美的产品和服务,极大地促进了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的普及,也带动了信息技术产业规模的迅速扩张。电信产业的竞争虽然不充分,但竞争的效果依然清晰可见。以移动通信为例,正是联通的进入和之后的竞争,导致了移动终端价格、入网费和通话费的大幅下降,移动通信服务也因此从贵族化服务变成了大众化服务,并带来了移动通信产业的空前繁荣。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固定电话,缺乏竞争使得初装费、座机费和通话费率长期居高不下,只是迫于移动通信和网络电话服务的竞争压力,才得以取消初装费,下调长话费率。毫无疑问,固定电话服务的改进从根本上讲也是竞争的结果。相比于前两个行业,广电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其竞争和开放程度是最低的。但即使如此,由于行业内改革以及来自行业内部和外部竞争的加强,广电行业在服务内容多样性、服务普及以及由模拟网络向数字网络的转变方面,成效之显著也是无庸置疑的。

 竞争的成效不仅仅表现在信息技术产业领域,而且也表现在信息技术研发和应用领域。大量的科研机构向市场化转型以及企业在信息技术创新方面的激烈竞争,毫无疑问成为信息技术创新过程不断加快的最大动力,这既反映在与信息化相关的知识产权数量的空前增长,也反映在中国与发达国家技术差距的迅速缩小。在更加广泛的信息技术应用部门,市场竞争对信息技术的投资和应用深化的促进作用也是显而易见,不论是传统的加工制造业,还是金融业、物流业、连锁商业等服务业,信息技术应用一直被看成是企业在新产品开发、生产智能化、市场扩张、商业模式创新以及经营效率提高方面,培植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源泉。竞争加快了面向应用的新技术的研发以及信息技术在企业的导入,随之而来的是竞争对手的模仿和跟进,从而加快了信息技术在行业内部的扩散和传导。从信息技术应用推广的历史来看,一个高度有效的竞争性市场,本身就会为信息技术的应用和扩散提供最好的激励,这一激励胜过任何来自外部的推动。

3、经验之三:开放和国际化发展

    对中国三十年改革和开放进程的另一个共识就是,中国的经济奇迹是由内部改革和对外开放双轮驱动的,而且二者之间存在着极强的互补和相互强化的关系。中国之所以能够长期维持高增长并成为世界加工厂,与中国不断地融入全球化进程密不可分。或许国际化的成功有些幸运,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好与20世纪80年初以来经济全球化过程的加快相吻合,后者极大地便利了中国的商品出口和大规模引进外资。经济全球化的典型特征是商品和服务贸易的自由化以及国际资本流动的管制放松,这推动了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的大调整和以全球化分包为特征的分工和贸易模式的兴起,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发达国家将其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经济全球化的上述特征无疑有利于中国的国际化进程,中国的比较优势,特别是在劳动力资源方面的优势得以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当然,如果没有坚定地对外开放,大力推动出口导向战略,那么所谓的比较优势就将无从发挥。因此,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幸运地赶上了全球化的机遇,更重要地是中国能够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从而没有使机遇擦肩而过。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曲折历程是最好的一个例证。面对国内激烈的争论和来自国际社会的各种阻力,经过10余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国终于在2001年底敲开了世界贸易组织的大门。之后的历程证明,这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国际化进程绝对是一个积极和正面的激励因素。

    中国信息化的国际化发展,特别是电子信息产业(信息制造品和软件及服务)和网络服务业的国际化也正是基于上述大背景。而电子信息产业国际化程度则是最引人注目的,以下的统计数据可以反映这一点。2007年电子信息产业出口规模为4595亿美元,占总出口额的比重为37.7%,产业的出口依存度接近50%,外资企业则占到电子信息产业出口额的80%左右。外资企业在出口中的比重如此之高,既反映了电子信息产业更高的开放水平以及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也反映了中国在全球信息技术制造业中日渐增强的地位。国际化不仅仅是出口的扩大以及外商投资包括直接投资、风险投资基金以及短期资本的大规模涌入,而且中国信息产业也开始了对外直接投资的进程,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联想对IBM个人电脑业务的收购以及因此而转变为国际化公司,而华为、中兴通信、TCL等大型电子制造企业也都以各种方式跟进,参与对外直接投资。这一进程目前只是前奏阶段,但随着电子企业规模的扩张、国内资本供给逐渐充裕、中国金融业国际化以及各种国际国内因素的影响,有理由期望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将像中国的商品出口所经历的发展历程一样,在未来一个时期很快地进入高速增长阶段,而电子企业将成为排头兵之一。

(二)信息化面临的问题和反思

    正像三十年改革开放所创造的经济奇迹毋庸置疑一样,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过程也面临着许多深层次问题,诸如资源、环境和人口约束与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不断增强以及资本市场的国际化进程加快所导致的内外部失衡,市场化改革进程,包括产权改革、法制化和竞争受到各种利益集团的严重阻遏,经济发展的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不平衡和收入不平等加剧等。上述问题随着时间的流逝在不断积累和演化,并可能危及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事实上,对经济史稍微有些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在几十年之内持续保持3%的复合增长率都很困难,5-6%的增长率就更加困难,更高的增长率就是奇迹,而奇迹的延续则是难上加难。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经验也表明,经济奇迹往往由于来自外部的冲击和内部矛盾的积累而被突然打断,继之而来的是痛苦而平庸的低速增长期。因此,从过去的增长经验进行简单外推,尤其是用于长期增长趋势时,要么是出于对长期预测基本常识的无知,要么是迎合特定需要的一种阿谀奉承,其结果难免沦为笑谈。为了尽可能延续经济奇迹,我们就必须正视奇迹背后可能潜藏的危机,深刻反思发展所面临的问题,避免被“胜利冲昏头脑”。上述这一切对中国的信息化发展也同样适用。

1、管理体制改革问题

    从中国三十年改革历程来看,高效率管理体制是保障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重要基石,也是市场导向的改革进程的最大难关之一,信息化发展同样也是如此。管理体制改革面对的一个突出问题是部门利益的协调,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电子生产部门与电信部门的冲突到网络化崛起之后的三网融合问题,部门分割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的信息化发展,而且改革一直阻力重重。

    电子生产部门与电信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某种程度上是改革不平衡的产物。20世纪80年代,电子生产部门就通过一系列改革走向了市场竞争,但是在1998年以前,电信部门则一直处于政企不分和完全的行政垄断状态,这意味着作为供给方的生产部门是高度竞争的,而作为买方的电信部门则是独家垄断的,其结果是买卖双方的谈判能力因此而极不对等。当电子部门的通信设备企业急于扩张时,就不得不仰仗于后者,而后者自己也附属着一个庞大的通信设备生产部门,这意味着前者不得不与后者下属的企业展开竞争。但是,这一竞争的公平性很难得到保障,因为电信部门要保护自己下属生产厂家的利益。因此当电信部门在采购设备时,电子部门的通信产品就不可避免地受到歧视和面临各种障碍,从而导致两个部门的利益冲突。这种冲突由于电信设备进口问题而白热化。电信行业政企不分所导致的预算软约束,意味着电信部门在设备采购方面缺乏价格敏感性,尤其偏好具有更先进技术和更高质量的国外设备,而不是廉价和技术、质量低劣的国产设备,加之电信设备进口往往与国外提供的设备贷款捆绑在一起,其结果是进口电信设备大量涌入中国,并出现了所谓“七国八制”的混乱局面。大量进口设备势必会严重压缩国内企业的市场空间和新企业的成长,从而使两个部门的利益冲突进一步加剧。两个部门利益冲突最后得到缓解,一方面是由于两个部门在管理体制上的合并,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国内电信设备生产企业竞争能力的增强,以及电信部门的改革,特别是电信运营部门的政企分离和竞争。

    相对于电子生产部门和电信部门之间的冲突问题,由电信、有线电视和计算机网络引发的三网融合问题对中国信息化的影响范围则要大得多,而且更加棘手。在网络技术出现之前,电信、广电、计算机和传统的内容服务活动(如图书、报刊杂志、音像文化等)是各自独立的、与之相对应的是对各种服务活动的分别监管。由于不存在部门间利益协调问题,这种多头监管体制并没有影响监管的效率。但是,数字和网络化技术的出现使得上述各种业务活动不再是各自独立,融合成为一种大势所趋,其结果是技术发展与多头监管体制之间的冲突在不断加剧。如果不加协调,其对信息化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对信息技术创新、信息基础设施和信息服务业发展将是致命性的。现在有一个共识,那就是三网融合必须以各种服务市场的相互开放和竞争为前提,而一旦开放和竞争,不论是技术融合,还是网络和服务的融合就会成为一种自然而然和自我实现的演进过程。而要实现开放和竞争,就必须打破行政分割、多头监管的格局。从过往的历史来看,无论是行政体制改革,还是有限的试点经验,要打破多头监管格局从来都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从理论上讲,制度的惯性或者制度的路径依赖特征,决定了制度的变革从来都是阻力重重的。就多头监管问题而言,因为每一个监管部门都是一个合法的权力垄断者,有着维护其既得权力并扩张其权力的天性,因而会内在地抵制可能危害其地位的变革。而当监管部门与一个庞大的商业集团的既得利益紧密关联时,对变革的抵制就会更为强烈。因此,三网融合问题不会随时间的流逝而自然地消失,推进监管体制改革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不二法门。以下关于改革的“三步曲”已经成为社会共识:第一步是通过政企分离和国有资产管理改革等,斩断监管部门与商业利益集团的关联。这一方面虽然已经取得积极进展,但藕断丝连的情况依然严重,而且不同部门的进展严重的参差不齐;第二步是实现法律政策制定与监管职责的分离,不如此就无法避免法律和政策制定中的本位主义;第三是将多头监管部门整合为单一的监管部门。在理论上描绘出这样一个“三步曲”易如反掌,但付之实际则困难重重,除了时机的选择和一系列条件的配合之外,改革的决心才是最为重要的。

2、利益集团、竞争和创新问题

    从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向分权化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必然是一个利益集团的分化和多样化过程,因此,所谓的市场竞争,也就是形形色色、大大小小各不相同的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在一个有效率的竞争性市场经济中,各种利益集团不应当具有支配性和控制性地位,因为这种地位会被用来追求市场控制以获取垄断利润,或者通过游说政府以设租和寻租,从而妨碍竞争并危及公众利益。因此,某些利益集团,不论是垄断企业,还是基于企业合谋的卡特尔,或者其他形式的组织和团体,一旦其市场地位妨碍竞争或危及公众利益,就必须建立制衡机制,这就是由政府行使的反垄断,即使是像微软一样,其垄断地位是市场竞争和演化的结果,也应当被纳入反垄断的范围,而源自行政性的垄断更应当加以改革。利益集团,特别是强势的利益集团是改革所面对的一大挑战,也是建立竞争性市场和提升国家创新能力所面对的一大挑战。在信息化领域也是如此。

    电信改革的历史提供了一个绝佳案例。最初以国定业务和移动业务分拆为主的纵向切分,毫无疑问是为了回避直接的业务竞争。之后,固定业务按地域的横向拆分,形成了南北划江而治的局面。不论这种局面的形成是最初改革设计的有意为之,还是由于两大公司之间的公开合谋,亦或默契合谋,总之没有形成两大公司之间的直接竞争。最新的一次重组则导致了联通被分拆和铁通被合并,加上之前被合并的金桥公司和最早的网通公司,几乎所有的新进入者都被纳入到原电信系统。阻止竞争最好的手段莫过于合并竞争对手,因此,即使重组后的三家公司拥有全业务牌照,理论上能展开全方位竞争,但实际上是促进竞争还是抑制竞争,没有人知道确切答案。由于这些公司强大的市场地位以及影响力,特别是其过往所表现出的对竞争的消极态度,我们确实有理由对电信市场未来的竞争状况给予关注,社会各界也理应保持高度的警觉。

    电信行业的利益集团由于其强大的影响力,以及赤裸裸追求垄断利益而引人注目。相比之下,其他的利益集团则要隐蔽得多。尽管利益集团骨子里追求的是特殊利益和一己私利,但打出的幌子则要崇高得多,在其面向政府、公共媒体和公众时,往往会诉诸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经济民族主义、公共利益、有序竞争等漂亮的口号。利益集团既可能是商业性公司及其某种卡特尔,也可能是从事信息技术研发的机构(包括独立的研究机构和内设于企业的研发机构)和科学家。不可否认,研发机构和科学家对中国的创新能力至关重要,而且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同时也应当看到问题的另一面。由于信息技术研发机构极度的商业化倾向,这一倾向不仅仅存在于完全企业化运作的研发机构,也存在于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为了与科技以外的部门以及从事其他领域研究的机构竞争巨大的政府和财政资源,他们往往会以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等作为游说政府和公众的利器,从而使政府预算向信息技术研发领域倾斜。从过往的历史看,可以说信息技术研发机构和科学家的游说是相当成功的,为此而设立的研发基金和重大专项名目繁多,其数量还在增加,同时,单个项目的经费额度动辄上百万、上千万甚至上亿元。总之,信息技术研发在政府科研预算中获取的份额越来越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与研发投入异乎寻常的高增长相比,研发的产出(不论是原创性科技文献还是具有重大应用价值的发明专利以及软件著作权)则是极不成比例的,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究其原因,巨额的研发资金被耗散掉了,其中有些用于支付游说和寻租活动的成本,有些变成了像汽车和房地产这样的固定资产,有些则变成了研发人员超常的劳务收入,还有一部分变成了与之相关联公司的利润,而真正用于研发活动本身的支出则所剩无几。因此,提高中国信息技术创新能力绝非扩大政府的财政投入那么简单,关键是政府投入不被寻租活动耗散掉,从而使投入真正用于创新活动本身。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激励搞对,通过合理的机制设计,将信息技术研发更多地引向围绕创新活动的竞争,而不是游说和寻租活动的竞争。

3、国际化和产业升级问题

    国际化从来都是一把双刃剑。很长一个时期,人们看到的都是中国从国际化进程中受益的一面,即使东亚金融危机曾经敲响过警钟,但很快就被健忘了。中国的国际化进程不仅没有放慢,反而在不断加快,直至全球性金融危机骤然爆发,人们才真正开始意识到国际化残酷的另一面。但是,在危机来临之际,人们的反应往往过激和极端。已经有人将经济全球化视为金融危机蔓延为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进而怀疑中国长期以来所坚持的国际化进程和外向发展模式,这种惊鸿未定之下的反应有失理性。毫无疑问,全球性经济危机会极大地影响中国产品的出口需求,并影响外资的流入。在此情况下,为了抵消国际市场的影响而扩大内需的政策是一种必要选择,也是当前世界各国的一项共同举措。但是,这种通过大幅度提高政府支出的内需政策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并不能由此而推断中国应该放弃外向发展模式,转向内向发展模式。无视这一点,就等于无视中国三十年对外开放的成功经验。

    在我看来,除了关注当前全球性金融危机的严峻形势之外,更需要关注的是中国国际化和产业升级所面对的更为长期的问题,诸如资源和环境约束增强,人民币持续升值的压力,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趋于枯竭以及劳工保护标准提高所推动的劳动力成本的持续上升,与贸易依存度高度相关的贸易摩擦和贸易保护主义威胁的加剧,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向东南亚和世界其他地区的转移等。上述问题早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就已初现端倪,而金融危机的骤然出现,只是以一种戏剧性方式使上述问题变得更加突出和急迫。同样,上述问题也是中国信息化、特别是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和信息技术应用所面对的问题。从信息产业来看,中国从劳动密集和低附加值电子制造品为主的出口格局,向资本和知识密集的具有高附加值的出口格局的转变势在必至;从信息技术应用角度看,信息技术如何为整个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产业升级服务的问题也更加突出。不论是出口格局调整还是以信息技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都是一个典型的“创造性毁灭”过程。一方面,这是一个充满痛苦和摩擦的调整过程,表现为旧技术,旧设备和旧厂房被淘汰,并伴随大量的企业破产和就业状况的恶化;另一方面,在旧技术、设备和厂房的“废墟”上,是采用新技术、新设备和更具效率的企业的诞生以及就业状况的改善。创造和毁灭相辅相成,没有毁灭就没有创造。这一点已经被历次技术革命和产业升级的经验所证实,差别只是“创造性毁灭”的暴烈程度会由于历史背景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理解信息化的“创造性毁灭”特征,对于思考中国信息化未来发展所面对的长期挑战至关重要。中国的国际化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所面对的挑战,既可能成为中国信息化发展的另一个机遇和动力——信息技术产业为了更好地适应国际市场环境而被迫做出调整,以及其他产业部门的技术升级带动信息技术应用深化的加快。但同时,机遇也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摩擦和转型的阵痛,这意味着信息技术产业和信息技术应用不可能永远地处于繁荣和波峰阶段,有时也会走向低迷和波谷。对此,中国的信息化界除了保持乐观态度以外,还需要对可能的困境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

4、信息社会治理问题

    三十年的改革和高速增长过程也是一个传统社会的转型过程,这一过程由于机缘凑巧而与信息技术革命,特别是互联网发展所引发的向信息社会的转型结伴而行。两种社会转型叠加的一个显而易见的效果是整个社会的转型过程明显地加快了,但是要对这一效果做出明确的价值判断则十分困难,诸如这一转型过程是否符合人们的期望,向信息社会的转型是激化了还是缓解了传统社会转型的矛盾等。以电子政府为例,向服务型、透明和问责制政府的转型,是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信息网络技术则更加有利于政府为公众提供服务、信息公开以及公众更好地行使社会监督权利,但同样,政府也可以利用无处不在的网络进行监测、跟踪和控制,从而危及个人隐私和个人权利。再以网络文化为例,网络的自发性和开放的技术架构,极大地促进了文化创新和传播活动的繁荣以及公众的参与,但同时网络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也是泾渭分明,网络文化的消极一面,特别是有违法律、道德、传统和社会规范的文化内容的泛滥成灾,不仅使主流文化与网络文化二者之间的紧张状态有增无已,而且加剧了社会道德规范的失衡状态,引发了家长、教师和公众的强烈不满。数字鸿沟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例子。网络信息技术的普及有利于农村和社会弱势群体改善其收入境遇,从而分享信息技术的好处,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农村和弱势群体由于收入和受教育水平等因素的影响,有可能在信息化进程中被边缘化,从而使其在经济和社会上的不利地位被强化。

类似的例子还可以找出更多。从中可以看出,向信息社会转型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有积极和有利的一面,也有消极和不利的一面,既可能因为网络所引发的社会群体性事件而激化社会矛盾,也可能因为网络提供了主流之外的表达方式而缓解社会紧张。随着向信息社会转型过程的加快以及与传统的社会转型问题的纠缠不清,上述问题将进一步突出,进而引伸出信息社会的治理问题。这是一个全新的问题和挑战,需要政府、社会团体、企业和公众的全面参与和协调,因为其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单独而有效地承担起这一职责,同样也需要综合运用市场、法律、技术和社会规范等手段,因为单一的手段也都有力所不及的地方。在信息社会治理方面,目前更多地是提出了问题,但解决问题的构架远不是清晰可见,付之实际则更需加倍努力。

 

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  李红升

 



主办单位:国家信息中心 京ICP备05063309号 技术支持:中国经济信息网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58号 邮政编码:100045 电话:010-68557000 传真:010-68533919